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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 ——东晋士族文学的特征及其流变 摘要:在东晋诗坛上,“庄老”与“山水”共同存在于士族文学这一大系统中, 构成了东晋士族文学的双重主题。 东晋士族文学以淝水之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庄老”与“山水”的位置在前后期发生了转化。前期的特点是“庄老兴盛, 山水体道”, 后期的现状是“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 士族意识皆渗透在士族文学创作中。促使诗歌从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的原因甚多, 士族名士在社会生活中的炫耀意识和在艺术审美层面的求新意识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庄老;山水;玄言诗;山水诗;士族文学 东晋是一个门阀士族势力如日中天的时代,在这个历史时期门阀士族占据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自然也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中心。所谓东晋士族文学乃是指由士族文人为主体所创作的、表现其士族意识的文学。本文拟在辨析诸家对刘勰“庄老告退 , 而山水方滋”的看法基础上 , 探析“庄老”与“山水”之间的关系以及蕴含在其中的士族意识 ,同时探讨晋宋时代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的内在原因。 一 举凡论述中国中古诗歌史、阐述中国山水诗之流变者 ,无不征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的这段名言:“宋初文咏, 体有因革 :庄老告退, 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 ,争价一句之奇 。情必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 。此近世之所竞也。”其中的“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八字尤为引人注目。 纵观 20世纪以来的中古文学研究 ,诸家对此语的解说颇为纷纭复杂。因为关系到对刘勰原文旨意的理解 ,亦涉及中古诗歌和中国山水诗的流变历程,此语意旨何在,值得一辨。 在谈到刘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之语时 , 认同和基本认同者占大多数,但他们的看法也有一些区别: 观点1:很多文学史著作都承认 :正如刘勰所说,中国文学在晋宋之际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这就是山水诗取代了玄言诗。至于从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型到底发生在晋末还是宋初? 部分学者并没有特意加以辨析。例如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曰 :“晋、宋之间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在诗歌中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过渡。这一现象在刘宋时代就已经被人承认。……之后不久 ,就有刘勰、钟嵘的著名概括。”章培恒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在引述了刘勰上述言论之后说:“这虽然有些简化, 但勾勒一代文学风尚颇为明晰。”按:在论述到晋宋诗歌走势时 ,如果不是特别涉及局部的细节的研究, 泛泛指出晋宋之际出现了一种 “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的变化 ,也未尝不可。如果要进一步深化, 就会遇到“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到底发生在东晋后期抑或是刘宋初期的疑问 ,需要做出选择性判断 。 观点2:元嘉时代是中国诗史的重要转型期,转型的标志就是山水诗取代了玄言诗。骆玉明先生说 :“尽管`庄老告退,山水方滋' 说得过于简单,容易使人误解为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演化 ,是一种机械的取代, 不过总的说来 ,刘勰的概括还是相当精彩的。的确 ,只有到了宋初,当谢灵运以其敏锐的感触,出众的才华,以及高级士族特有的审美情趣 ,并投入主要精力于山水创作之时 ,方真正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也有青年学者明确说:“刘宋元嘉时 ,山水成为崭新的审美对象进入诗歌创作 ,迎来了诗歌抒情特质的回归 ,并开始重视对诗歌艺术特质的全面探索 , 导致五言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按 :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 因:因循, 延续 ;革:变革 ,革新 。也就是说宋初的文学既有对东晋文学的延续 ,也有对东晋文学的革新。“庄老告退, 而山水方滋”应该是延续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应该是革新。延续主要发生在文学的题材方面, 革新主要体现在文学的表现形式方面 。既然“庄老告退 , 而山水方滋”是前期文学题材的延续,就说明“庄老告退 ,而山水方滋”不是发生在宋初 , 而是发生在东晋后期。上述观点“只有到了宋初”的提法 , 似乎与刘勰的原意不尽符合。 观点3:从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型发生在东晋末年。徐公持先生在《魏晋文学史》中将东晋文学分为三期:前期(公元 317—344 年),中期(公元345—396 年), 后期(公元 397—420 年)。他说:“后期为东晋政权衰亡期。 ……其`庄老告退 ,而山水方滋' 之`因革' 过程, 应自东晋末算起 ,非仅宋初也。”按 :徐先生从文学史实际出发, 明确指出“庄老告退, 而山水方滋”的现象在东晋末年已经出现, 所见极是。然微有可议者 ,“应自东晋末算起,非仅宋初也”一句没有说清楚是谁没有从东晋末算起,如果是说刘勰没有从东晋末算起,那么这种理解对刘勰而言是不公正的。根据“宋初文咏 ,体有因革”一句来推断, 从宋初算起,本来就不是刘勰的意思,是后人对刘勰意旨的误解。同时, 也有一些学者对刘勰的观点提出了否定性看法,认为刘勰的说法不够准确 。其不准确之处到底何在 ? 诸家也各有不同的理解 : 观点4:山水方滋,不在宋初。 观点4、1,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 :“山水方滋,当在汉季。”方勇先生亦认为:在我国诗歌史上,以自然山水、景物为欣赏、描写、歌颂、赞美的主要对象的作品, 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方滋了,而魏晋之际则是山水诗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时期。到了刘宋以后, 由于谢灵运等人的努力 ,导致山水诗由原来的配角一跃而为诗坛的主角 ,标志着山水诗派的正式形成 ,写作山水诗成了一种时代的风尚。所以, 这时决不是什么仅仅属于山水之诗“方滋”的时期。 观点 4、2,魏宏灿先生认为“山水方滋, 当在建安” , 他说:建安诗人在丰富多彩的游赏活动中, 浓化了山水意识, 登山必赋 ,望山而歌, 游宴吟诗 , 创作出清新流丽的山水之作,为晋宋诗人提供了较为成熟的山水文学创作及经验,我国山水文学的产生 、发展与繁荣起了开拓性的作用。按:在论述中国山水诗的历史时, 有人根据刘勰之语将山水诗的发生放在谢灵运时代,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中国古代山水诗在先秦两汉魏晋时期的兴起和发展,“山水方滋 ,不在宋初”主要是针对这种看法而提出来的。如果抛开了“庄老告退”,单看“山水方滋”,说中国山水诗滥觞于先秦两汉之时, 说山水诗境的开拓开始于建安时代,完全符 合史实。可是刘勰 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是把“庄老”与“山水”并列起来说的,二者不可割裂, 在中国诗歌史上,这样的时代只是呈现在晋宋时期 ,而不可能出现在东晋之前。还有,在“山水方滋”一词中,“滋”不是“滋生”(从无到有),而是“滋长”(从有到繁)之意 。“滋”本来就有“增多”的意义 ,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来看, 文学中的山水色彩不是在晋宋之际初次出现,而是在此期变得更为繁盛。 观点5:山水方滋,庄老未退。 5、1:王瑶先生说:“他们发现以玄言来说理,反不如用山水来表理更好, 更有文学的效用。因此山水诗便兴起了。`老庄' 其实并没有告退, 而是用山水乔装的形态又出现了。”缪钺先生也说:“刘勰谓谢诗`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亦非知言。盖谢氏诗中,庄、老不但未告退 ,并可谓以庄、老入诗至此始成功。”罗宗强先生认为:“刘勰所说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是不确切的 ,老庄之人生境界进入文学, 乃是山水进入文学的前奏,山水意识是建立在老庄人生情趣之上的。”按:刘勰之语强调了“庄老”与“山水”之间的差异性, 王瑶等先生则强调“庄老”与“山水”之间的交融性。刘勰所谓的“庄老告退”并不是已退, 告退是一种即将退出的状态, 这种状态可以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如果不强调“庄老”与“山水”之间的差异性,则无法说明诗歌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型。从这个角度说 ,刘勰之语没有问题。但是要深入地考察,正如王瑶先生和缪钺先生所说山水诗中同样包含着玄言成分, 也正如罗先生所说山水意识是建立在老庄人生情趣之上的。三位先生的论述透过表层,深入肌理,他们的论述是对刘勰之语的补充和深化。只有作出这样的补充, 刘勰之语才是完整的。 5、2:葛晓音先生认为:“庄老告退”如仅指文学中玄言成分的消退 ,确乎不错,如果理解成思想界玄风的告退,则又未必然了。……山水诗在宋初大行于世以后 ,玄学佛学仍然契合无间,而且更加兴盛。玄谈之风直到隋初才稍见革除 。按:葛先生的观点与刘勰之语并未冲突。刘勰之语是就“文咏”而言的 ,葛先生是从整个社会思潮着眼的。从诗歌的角度看,到了晋宋之时,文学中的玄学色彩日渐淡化 , 可是玄学(包括佛理)并没有从士族文人的生活中消失, 相反,它依然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继续流行 。葛先生的观点也是对刘勰之语的补充。 概之 ,对刘勰“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八个字的理解和判断, 学术界向来存在不同看法 。本文认为“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是对东晋后期和刘宋初期士族文学现状的概括。这一概括指明了此期诗歌从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的史实, 但是却未能标明玄言诗与山水诗之间在内在层面上的彼此渗透。同时, 更为遗憾的是它未能突显出士族文人在此期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未能彰显出士族意识在此期文学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 以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战为界 ,东晋士族文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不论在前期还是在后期 ,“庄老”与“山水”都不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两者共同存在于士族文学这一大系统之内 ,构成了东晋士族文学的双重主题。只是, 这两大主题的位置在前后两期发生了移位和转化, 前期以“庄老”为主,“山水”为从 ;后期以“山水”为正,“庄老”为副。如果说后期的特点是“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 那么前期的特点或可概括为“庄老兴盛 ,山水体道”。 刘勰此处所谓的“庄老”不是指先秦时代的老子哲学和庄子哲学, 而是指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袁宏《名士传》曰:“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 ,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据此,我们一般把魏晋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正始玄学,二是竹林玄学,三是中朝玄学。汤用彤先生指出:“王弼之学说 ,最后归于抱一,即得乎全,也就是反本, 此乃老子之学说。嵇康、阮籍之学说非自老子而来自庄子 ,得到庄子逍遥、齐物之理论 ,而用文学家之才华极力发挥之 。他们虽也主张秩序, 但偏于奔放,故其人生哲学主逍遥。”到了西晋时期, 经过郭象等人的改造,玄学已经演变为一种明显带有士族色彩的哲学体系 。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曰: 夫庄子之大意, 在乎逍遥游牧, 无为而自得, 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 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徒见其戴黄屋, 佩玉玺, 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 同民事, 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 郭象的“适性”理论, 为西晋末年和东晋时代的士族文人提供了新的处世理论 ,“庙堂”与“山林”本来是两种相互对峙的场所 ,现在士族文人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体。如此, 我们看到许多东晋士族文人身在庙堂之上, 心在山林之中,“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抃传》载孙绰语)。两晋之时,特别是东晋时期“朝隐”现象在士族阶层中广为盛行。《世说新语·文学》注谓谢万作《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 出者为劣。孙绰难之,以谓体玄识远者,出处同归”。《晋书·邓粲传》曰:“隐之为道 ,朝亦可隐 ,市亦可隐。隐初在我, 不在于物 。”所谓的“朝隐”实质上指东晋士族名士们的贪婪行为 ,他们既需要世俗的权势 ,只有权势才能保证个人和家族的长久利益, 同时他们也企图占有广大的庄园和山泽林泉 ,只有庄园和山林才能让生命个体沉浸在逍遥自由之境。 在玄学思潮影响下, 诗歌领域形成了以表现玄理为旨归的诗歌 。正始时代, 嵇康阮籍的部分诗歌中已经具有一定的玄言色彩, 但还不是真正的玄言诗。永嘉之时, 玄言诗开始形成。东晋永和时代, 以孙绰、许询为代表, 玄言诗创作达到高峰。胡大雷先生说:“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的诗, 才是典型的、完全的玄言诗。”从士族的角度出发,也许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玄言诗乃是以士族文人为主体而创作的 ,用带有士族特色的玄学思想方法去体悟玄理的诗歌体式。 在东晋时代 , 用清谈的方式来谈玄说理是士族文人身份的象征。《世说新语·容止》注引孙绰《庾亮碑文》云:“公雅好所托, 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 而方寸湛然, 固以玄对山水。”其实不只是某一个人, 所有东晋士族文人皆喜欢“以玄言对山水”。所以 ,我们在玄言诗中不时会看到山水的身影。除了清谈之外, 热爱山水、游放山水是士族文人的共同爱好。例如 : (谢安)寓居会稽, 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 出则渔弋山水, 入则言咏属文, 无处世意。(《晋书·谢安传》) 羲之既去官, 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 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 采药石不远千里, 遍游东中诸郡, 穷诸名山, 泛沧海, 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王羲之传》) (孙绰)居于会稽, 游放山水, 十有余年。(《 晋书·孙绰传》) 许询好游山水, 而体便登陟, 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 实有济胜之具。” (《世说新语·栖逸》) 兰亭雅集时 ,孙统《兰亭诗》中有“地主观山水, 仰寻幽人踪”一句 ,最足以表明兰亭诗人的贵族身份和士族意识。兰亭诗的作者基本上都属于士族阶层, 他们的玄言诗中无不具有一定的山水色彩。例如王羲之《兰亭诗》云:“三春启群品, 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崖观 ,寓目理自陈。”谢安《兰亭诗》云:“相与欣佳节 ,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 微风翼轻航。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 安复觉彭殇。”谢万《兰亭诗》云:“肆眺崇阿, 寓目高林。青萝翳岫, 修竹冠岑。谷流清响 ,条鼓鸣音。玄 吐润,霏雾成阴。”他们皆再现了大自然的秀美, 也体现出士族诗人的高雅情致。今天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诗歌应该属于山水诗的范畴。从此类诗歌表现的主体来看,山水是道的载体 ,还是划归玄言诗为妥。正如罗宗强先生指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 ,主要还是玄思的载体, 山水本身, 并非作为审美的对象出现。” 东晋后期诗坛的现状是“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玄言成分从诗歌中逐步消退 ,山水成分在逐渐增加。《宋书·谢灵运传》曰 :“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诗品》曰 :“逮义熙中 ,谢益寿斐然继作。”直到谢灵运出现之后, 山水诗才真正独立。 山水诗兴起之后 ,玄思佛理并没有告退, 在东晋后期包括刘宋初期的山水诗中我们还可以看见玄理的身影。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渗透于谢灵运的诗歌之中。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反复提及谢灵运与《庄子》的关系, 他说:“读《庄子》熟,则知康乐所发, 全是《庄》理。”“看来康乐全得力一部《庄》理。其于此书 ,用功甚深,兼熟郭注。”“康乐固富学术, 而于《庄子》郭注及屈子尤熟, 其取用多出此。”“晋宋人好谈名理,不出《老》、《庄》、小品 ,故以此等为至道所止 , 每以此入诗为精旨,而康乐似所得为深。”通读谢灵运的诗文, 不难发现他对庄老思想推崇备至, 他在《山居赋》中说:“见柱下之经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朴,救已颓于道术。……验前识之丧道 ,抱一德而不渝。”谢灵运习惯于在山水诗的结尾来阐释他所领悟到的庄老和《周易》中的哲理,如:“未若长疏散,万事恒抱朴。”(《过白沙亭》)“寄言摄生客,试用此理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萱苏始无慰, 寂寞终可求。”(《东山望海》)“操持岂独占 , 无闷征在今。”(《登池上楼》)等等。前人讥讽他的诗中拖着一条玄言的尾巴, 也从一个侧面标明老庄对谢灵运诗歌创作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 ,在东晋前期,山水是道的载体;在东晋后期 , 道隐身在山水之中。在东晋前期, 士族诗人从山水中体悟到了玄理,在东晋后期徜徉于山水的士族诗人 ,照样在山水中享受着理趣之乐。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魏晋时代整个社会都非常看重士人的出身, 如果要举出士族意识最为强烈的诗人, 那么一定会说到陆机和谢灵运二人。谢灵运诗歌中的庄理佛理 ,皆是经过其士族意识过滤之理, 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与其士族意识和贵族庄园之间关系尤为密切。如此 ,我们看到:从东晋一代到刘宋初期,“庄老”与“山水”一直并存于诗歌创作领域。东晋前期,诗坛以“庄老”为主, 所以名之为玄言诗;到了东晋后期 ,山水成为主体 ,是故名为山水诗。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庄老”与“山水”皆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彼此涵摄。正如王瑶先生所指出:“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并不是诗人底思想和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 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不论是在前期还是后期 , 门阀士族文人一直是诗歌创作的主体 ,诗人思想中皆有强烈的士族意识 ,诗人的宇宙人生观也打上了鲜明的士族阶层的烙印,从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化只是从一种士族文学题材变为另外一种士族文学题材而已。 三 此期的诗歌为何会从玄言诗转向山水诗呢?通常我们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江南秀美风景对北方南渡士族的触动, 一个是玄理佛教对晋宋诗人的渗透。日本著名汉学家冈村繁先生在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2003 年卷)发表了《“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考——淝水之战的文化史意义》一文, 他否定了以上两种原因,提出了第三种观点——炫耀说, 让人耳目一新。下面让我们对这三种看法逐条予以剖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永嘉南渡之后,北方来的士族文人发现了江南秀美的自然环境, 江南环境促成了山水诗的诞生。冈村繁先生提出了两条理由反对这种看法:其一,《世说新语·言语》中有这样一条记载:“过江诸人, 每至美日, 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 正是自有山河之异。' ”冈村繁先生以此为据,认为中原的长安、洛阳和江南的建康、会稽, 纬度不过相差五度,两地的气候风土和山水景观并没有巨大的差异。我们不能认同冈村 繁先生的这种看法。长安、洛阳和建康、会稽虽然纬度相差不大, 但越中山水的奇异之美却足以让人惊叹, 后世为数众多的越中山水之歌即是明证。其二, 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出现在南渡一百年之后的刘宋时期,所以北来的士人初次接触江南风景并不是创作山水诗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则很有道理。我们也发现, 王导他们那一代“过江诸人”并没有留下对江南秀美风景的感叹。通常大家引用《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两段话作为证据:“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 ,万壑争流 ,草木蒙笼其上, 若云兴霞蔚。' ”“王子敬云 :`从山阴道上行,山水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其实 ,顾恺之生于公元 346 年 ,他本身就是东南地区的土著士族;王献之公元 344年生于会稽,属于永嘉南渡的第二代士族子弟 ,他也从小就生长在东南地区 。我们承认东南秀美山川会对东晋诗歌创作发生一定的影响 , 这种影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并不是在顾恺之、王献之时代突然发生了某种特别的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山水诗人在观念上受到了老庄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关于玄言诗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上节中已经涉及, 至于佛教思想对山水诗的影响也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早在上世纪前期美国著名汉学家马瑞德先生就提出了“山水佛教”这样一个概念, 他讨论了慧远与谢灵运山水诗之间的传承关系 ,这一点在西方汉学界已成定论。西方和日本的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山水诗生成的佛教文化背景。日本学者志村良治先生从谢灵运与庐山慧远僧团的关系出发, 具体地论述了谢灵运山水诗中大乘佛教的思想基础。他还根据同样就学于慧远的宗炳和谢灵运的关系,进一步阐明谢灵运从宗炳《画山水序》受到启发,给山水诗创作带来转机。有关这个问题已经和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本文认为:庄老思想对山水诗的发展有一定作用, 佛教思想对山水诗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当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玄理佛思并不是玄言诗向山水诗转换的最根本的动力。冈村繁先生说:“谢灵运在永嘉、会稽豪恣放逸的生活,包含那些赞美赏玩山水之诗作, 在本质上,与老庄静闲的隐逸思想是隔绝的;与普渡众生的佛教思想、顿悟成佛的思想也没有因缘联系。”虽然“隔绝”和“没有因缘联系”云云似乎有点绝对, 但其看法足以发人深省。准确地说,谢灵运所接受的庄老思想和佛教理论是经过了其士族意识过滤之后形成的新思想, 它与原始的庄老思想和佛教理论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 第三种观点:谢灵运用庄园、山水诗来夸耀自己的贵族优越感。早在唐代, 白居易的《读谢灵运诗》云:“谢公才廓落, 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已经指出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其身世、遭遇之间的联系。类似的探讨虽然历代有人不断提出, 但讨论最深入、论述最明晰的当推冈村繁先生。他在《“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考》一文系统论述了谢灵运山水诗形成的根本原因。他认为 :淝水之战表明了谢氏一族的无能无策与优柔虚荣。至此, 谢氏一族甚至整个士族阶层都已经走到了山重水复的尽头,东晋末期新兴军权已经抬头,以刘牢之和刘裕为代表的底层势力才是取得淝水之战的决定性力量。这个势力的崛起, 标志着贵族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彻底失败。性格“偏激”、“猖獗”、“放逸”的谢灵运 ,具有贵公子的特权意识 ,他的山水文学旨在夸耀自己广大秀丽的庄园和贵族的才学。在贵族们失去了政治军事上的优越感之后, 惟有文学——特别是山水文学才可以让他们显示自己的地位与虚荣。此文以淝水之战为切入点,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的论述东晋贵族阶层的衰落 ,并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与其贵族庄园和贵族心态关系密切。此论深刻而新颖 ,但也还有可以商兑和补充之处。 从两晋士族发展的历史大势着眼,淝水之战的确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点。此前琅琊王氏家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和陈郡谢氏相继掌权,形成了王与马、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此后门阀士族势力走向衰微。但是, 这一历史现象是后人的判断, 身处当时历史环境中的士族精英们并不一定会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晋书·谢灵运传》云:谢灵运在刘宋时代“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 , 常怀愤愤”。张溥《谢康乐集题辞》云:“夫谢氏在晋, 世居公爵, 凌忽一代, 无其等匹。……(谢灵运)以衣冠世族 ,公侯才子,欲屈强新朝, 送龄丘壑 , 势诚难之。”政治上失败之后, 谢灵运转而去写作山水诗 ,用庄园和贵族的才华显示自己的高人一等。对此 ,冈村繁先生的分析极为透辟。但是, 并不是说谢氏家族的其他人都有类似的性格和遭遇。谢混的山水诗开一代新风,对谢灵运产生了直接影响。但谢混在世时 ,正是刘裕、刘毅诸人争夺天下之时。谢混与刘毅结盟,成为刘毅集团的核心人物;谢晦则倾心投靠刘裕,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骨干分子。谢氏家族中的重要人物分别加盟不同的政治集团, 虽然是个人自愿的选择, 并不是家族集体的决议, 但从客观上看,不论是刘裕得势,还是刘毅上台,谢氏家族的地位都可以得到保障。在这两个政治集团还没有分庭抗礼的阶段 ,在两个集团虽然已经决裂但还不清楚到底鹿死谁手的阶段,谢混也好, 谢晦也好,他们并没有政治失败感。正是在那样的时期 ,谢混写作了《游西池》等清新明媚的山水诗, 显然谢混并不是在仕途失意之后才去写作山水诗。可见,对其他诗人来说 ,并不一定和谢灵运的情况相同。谢灵运的遭遇只是一个个案, 与他个人的特殊性格也有关系, 并不具有普遍性。现存的谢灵运第一首山水诗《过始宁墅》写作于刘宋永初三年(422年), 这一年谢灵运已经38岁。也就是说, 在谢灵运尚未开始大量写作山水诗之前的东晋后期,“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开始漫延了。显然,“山水方滋”之潮流的出现与谢灵运的遭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本文认为, 冈村繁先生的观点就谢灵运与山水诗之关系而言是精辟的 ,但要解释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变的全部过程,解释所有诗人在审美上的共同转向,似乎还不够完备,还需要补充。如果说冈村繁先生所谓的士族诗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炫耀意识”是其中的一种原因,那么本文认为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原因:士族诗人在艺术审美层面的求新意识。 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享有特殊待遇的士族阶层 ,他们在文学艺术上也一直在努力引领时代潮流。士族阶层的审美风尚一直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 :“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就是在总结前代文学、特别是两晋士族文学的基础上提出的。追求“新变”是士族阶层审美风尚的集中体现。玄言诗在开始的阶段给人“妙绝”、“淡雅”的感受,与太康以来艳丽雕琢的文风截然不同。后来写作的人多了,流传的时间太久了,终于让士族阶层产生了“审美疲劳”。山水, 既与玄学血脉相连,又以其清新刺激着士族文人的感官,慢慢地成为士族阶层新的审美焦点。《文心雕龙·物色》云:“自近代以来, 文贵形似, 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 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 如印之印泥, 不加雕削, 而曲写毫芥。”世风以“形似”为贵 ,体现形而上之理的玄言诗日渐被人冷落 ,表现“风景”“草木”的山水诗则逐步受人喜爱。与山水题材的滋长相适应 ,在艺术趣味上也发生了变化 。“宋初文咏, 体有因革”其中的“革”就表现出士族文人在字句辞采上的求新意识:“俪采百字之偶, 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追新 。”它反映了士族阶层在艺术风格上的新情趣, 从“此近世之所竞也”推断它也成为一种风行天下、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风尚。 士族名士对山水的重视不仅反映在诗歌创作对冈村繁先生提出的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在淝水之战中“无能无策、虚荣欺瞒”之观点, 本文不能苟同。谢安等人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 领导了淝水之战。他和王导一样是士族阶层的精英人物。对谢安历史地位的评价因为偏离本文主旨, 在此不拟展开。 士族名士对山水的重视不仅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同样也反映在绘画中。王瑶先生说: 绘画中没有山水, 正如同文学中缺少风景描写的道理。到了顾恺之作云霁望五老峰图和云台山图, 才开始了山水画的发展。……所以“谢太傅云:`顾长康画, 有苍生来所无。' ”就是因为他找出了另外一种新的题材——山水——更能发挥他绘画的目的。 顾恺之是与谢安同时代的画家, 从他开始士族阶层就接受了山水画。到了谢灵运时代 , 画家宗炳“好山水, 爱远游”,写作了《画山水序》, 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的理论。结合绘画界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见, 山水诗的产生和兴盛并不一定完全对应士族在政治军事领域内的得势与失势,它与时代审美风尚之间的关系更为直接 。 在丧失了政治军事领域内优势之后, 贵族诗人谢灵运凭借广大清雅的庄园和写作山水题材作为一种炫耀,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士族阶层在艺术审美层面自觉的求新意识是另一个原因。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合力加快了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当然,促使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的因素很多,如果说我们把演化的原因完全归结为士族意识也许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么 ,我们说士族阶层在社会领域的炫耀意识和在艺术审美领域的求新意识是促使玄言诗转变为山水诗的重要原因, 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吧。 在东晋诗坛上“庄老”与“山水”并不是一对矛盾的概念, 它们共同存在于士族文学这一大系统中,构成了东晋士族文学的双重主题。东晋士族文学可以淝水之战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庄老”与“山水”的位置在前期与后期发生了转化。前期的特点是“庄老兴盛, 山水体道”, 而后期的现状是“庄老告退 ,山水方滋”。具有强烈的士族意识则是它们共同的特征。促使诗歌从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的原因甚多, 士族文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炫耀意识和在艺术审美层面的求新意识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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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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