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道衡及其诗歌

扬之水

论薛道衡及其诗歌

         摘要:薛道衡有近30年的时间生活在隋代,且卒于隋,《隋书》亦为之立传,故一般视其为隋代文人。立足于史实,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对其死因与生卒年重新梳理并稍做补充。其诗歌创作清刚细丽,具有融合南北诗风的特征。

   关键词:薛道衡; 隋代诗歌; 南北诗风

   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史载其“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十三岁时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其后才名益著,当时名士杨遵彦、辛术、裴谳等都对其颇为赞赏,裴谳更把其比之为“关西孔子”。道衡曾仕北齐、北周,北齐时曾待诏文林馆。隋文帝代周,道衡亦入隋,很受文帝赏识。文帝后期,道衡因与权臣杨素友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机密,因出检校襄州总管”。炀帝即位后,对道衡的礼遇大不如文帝,最终因触怒炀帝被杀。

  关于薛道衡的死因,《隋唐嘉话》认为炀帝杀薛道衡是因为嫉才: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也有相似的载述。但据《隋书》记载,薛道衡被杀的原因并非如此。

  薛道衡最早与杨广结怨是在开皇年间被配防岭表途中。《隋书·薛道衡传》曰:

    后坐抽擢人物,有言其党苏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岭表。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衡不乐王府,用汉王谅之计,遂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晋王由是衔之,然爱其才,犹颇见礼。后数岁,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

  据《隋书·何妥传》记载,何妥与苏威有隙,开皇十二年(592)时,二人互相诋毁,矛盾愈加激烈。何妥上书文帝指斥当世朋党,同年七月,苏威、卢恺,“并坐事除名”,薛道衡亦同时坐罪。这样来看,道衡被配防岭表应在开皇十二年,时杨广仍为扬州总管。杨广此时正忙于拉拢名士,被贬南下路经府邸的薛道衡,当然是其留意的对象。然杨广有意奏留之,道衡却无心归附,并用汉王杨谅的计策,绕道而去。杨广“由是衔之”。

  杨广即位后,即转道衡为番州刺史,使其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或与先前开罪杨广有一定关系。道衡当年用汉王杨谅计策,不入杨广扬州府邸,而杨谅在杨广刚即位后即发动了叛乱。道衡这一“前科”对即位后的杨广来说,无疑很是反感。再者,薛道衡与杨素关系过密,炀帝即位后对杨素多有猜忌,这应该也会影响到他对待薛道衡的态度。炀帝没有重用薛道衡,但即位之初对他还不是太刻薄。薛道衡在转番州刺史一年多之后,又上表求致仕。炀帝命虞世基“以秘书监待之”。道衡此次来,呈上其文《高祖文皇帝颂》,对文帝极力赞颂,却只字未美炀帝,以致使他认为道衡此文“致美先朝”,有“《鱼藻》之义”,怒而将置之罪。置罪令下发之后,薛道衡未能谨慎避祸,反而在朝臣讨论“新令”“久不能决”的情况下忆及高颎。高颎因多次暗讽朝政,触怒炀帝,于大业三年(607)七月被杀。薛道衡此时提及高颎,无疑会更加激怒炀帝。另外,炀帝身边侍臣裴蕴上奏的谗言,也是导致道衡被杀的一个因素。裴蕴曾对炀帝言:“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此话正好迎合炀帝心意,使他杀薛道衡又多了一重理由。

  可见,薛道衡被杀一方面是因其有意或无意中触怒了炀帝,另一方面也是炀帝残暴多忌所致,当然裴蕴的谗言也起了不良作用。《隋唐嘉话》所记薛道衡死因不够准确,所述炀帝嫉才之事亦有所夸大。

  《隋书》本传言薛道衡死时年70,但未明确记载其生卒年。关于其生卒年,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系为540年生,609年卒。

  《隋书》关于薛道衡活动最晚的一次纪年是在大业五年(609):“大业五年,朝东都,帝令司隶大夫薛道衡为天下群官之状。道衡状称肃曰:`心如铁石,老而弥笃。'”炀帝大业四年(608)曾朝东都洛阳,大业五年(609)正月从东都还京师,同年十一月又朝东都,则道衡被杀或在大业五年末。《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系为此年。依《隋书》载其死时年七十岁推算,则其生于东魏兴和二年(540)。由此,本文暂依曹道衡、沈玉成说。

  薛道衡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对北朝及隋的文化建设颇有贡献,至隋时已堪称“一代文宗”。《隋书·薛道衡传》载其有文集70卷行于世,但唐代史臣当时所能见到的《薛道衡文集》就只有30卷了。明人张溥辑有《薛司隶集》,收其诗21首,文7篇。严可均《全隋文》收其文8篇;韩理洲《全隋文补遗》补辑其文4篇。现存其文基本都作于入隋后,颂美隋朝的内容较多。文帝曾说“薛道衡作文书称我意”,所称赞的应是其典雅质朴的散文,如《祭江文》、《隋文帝大赦诏》等。关于其诗歌,丁福保《全隋诗》与逯钦立《隋诗》皆录21首,与张溥所辑同。

  薛道衡诗歌或写边塞,或言闺怨;从风格上看,其诗颇含北方文学的清刚雄健之气,如唱和杨素的《出塞》诗之二:

边庭烽火惊,插羽夜征兵。少昊腾金气,文昌动将星。

长驱鞮汗北,直指夫人城。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

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雁声。连旗下鹿塞,叠鼓向龙庭。

妖云坠虏阵,晕月绕胡营。左贤皆顿颡,单于已系缨。

绁马登玄阙,钩鲲临北溟。当知霍骠骑,高第起西京。

  开头六句写激战将要来临,将士紧急备战的情形;接着诗人发挥想象,描绘行军途中所见的边塞景观,“绝漠”两句,辽阔粗犷,而“哀笛”、“断雁”等意象则更显苍凉。“连旗”以下六句具体写双方交战的情形,军队以锐不可挡的气势征服了匈奴军。诗人借用霍去病事典,激励、赞颂将士。诗歌押韵整齐,讲究对偶,用典贴切。紧凑豪放的边塞战事与辽阔的景致描写,以及对胜利、功业的颂扬,使诗歌带有一种豪气。

  薛道衡除了颇含北方文学词义贞刚气格的诗篇外,还有的诗歌呈现出鲜丽的色彩,这大概与他吸收南朝文学艳丽的风格有关。薛道衡仕北齐时就曾“接对周、陈二使”,入隋后于开皇四年(584)冬十一月,与通直散骑常侍豆卢寔同使于陈。“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南朝人欣赏薛道衡文章,而薛道衡对南朝的艳丽文风也不完全排斥,这从他现存诗篇中可以得到证明。

  薛道衡描写闺怨的乐府名篇《昔昔盐》,即有受南朝诗风影响的痕迹,风格清丽幽婉: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昔昔盐》,又名《夜夜曲》。薛道衡此诗重在写思妇闺怨,这类题材在南朝诗歌中较为常见。从艺术风貌上看,全诗语言柔丽,用典稠密而自然,遣词立意吸收前人诗歌中的精华,心理描写的介入更使诗歌具有深情幽怨的情致。诗中名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刻画细腻,意蕴悠远,屡被赏于后人,王国维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句与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妙处唯在不隔”王夫之论此诗风貌曰:“起兴处全不逗漏,故艳而不俗,收亦明快。”

  薛道衡在诗歌创作中虽然对南朝诗风的艳丽因素有所吸收,但他秉承的北方文学的清刚之气,又时时贯于诗中,使其诗具有丽而不俗的特色,即使是写女性,也较注重情感的抒发,不似宫体诗那般浮艳苍白。《隋书》本传记载:

  陈使傅縡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魏收曰:“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

  道衡在北齐时作诗已能使“南北称美”,从风格上言,应是兼容了南朝诗歌艳丽风格与北朝文学清健贞刚的气格。其七言乐府《豫章行》亦可看出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此诗亦为闺思诗,取材与《昔昔盐》相似。从诗歌强烈的抒情色彩来看,或有自寄之意,“故借《豫章行》以自写耳,非真为孤妾鸣冤也!”诗中典故、传说的运用增添了含蓄典雅的韵致,心理描写使诗歌意蕴哀怨婉曲。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与婉转的情思结合,营造出婉丽的风格,其中清阔的写景句又使诗歌透出苍远之气,体现出南北诗风交融的特点,是隋代七言歌行中优秀的篇章。

  就文学创作而言,薛道衡非常注重构思,《隋书》本传谓“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因此,他诗歌中时有警句出现,如“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遥原树若荠,远水舟如叶”等句,意象的选择和立意的精巧都是值得称赞的。他的几首小诗,意境清远,亦可见出其构思之缜密。如《人日思归诗》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用词简洁,却立意新警,思乡之情由衷而发,含蓄隽永。陈祚明谓此诗“新隽,固唐人所钻仰”。李商隐有《人日即事》诗,其中有云:“独想道衡诗思苦,离家恨得二年中。”对道衡构思之苦心颇有体味。而道衡另一五言四句诗《夏晚》,亦被王夫之评为“森沉从苦吟而得”,足可见其构思之用力。

  综上所论,薛道衡的诗歌从形式上看注意用典、对偶、押韵等技法的运用。据《切韵序》可知,薛道衡参与了开皇初的音韵讨论,此一活动证明他在音韵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他许多诗歌押韵整齐,或得益于此。他有些诗律化程度已较高,元人陈绎曾《诗谱》“律体”一条下列沈约、吴均、何逊、任昉、阴铿、徐陵、薛道衡、江总等九人,并云:“右诸家,律诗之源,而尤近古者,视唐律虽宽,而风度远矣。”

  在内容的抒写方面,薛道衡诗歌较注重蕴藉情感,无论是边塞诗,还是赠答诗,或是闺怨诗,都贯穿着诗人不同的情感体验。边塞诗抒豪情,意气昂扬;赠答诗言友情,感荡心灵;闺怨诗写幽情,细腻委婉。这些情感的介入使他的诗歌带有些许耐人寻味的余音,既不浮丽贫乏,又不带板滞之气。张溥用“诗篇英丽,名下无虚”来评论薛道衡诗,是十分恰当的。他的边塞诗清刚雄健,颇得北方文学贞刚之气格,许多诗句在气格上已不亚于唐人之作。杜晓勤指出:“在隋初的山东诗人中,薛道衡最得关陇地域文化之精髓”,关陇一带“多胡汉杂揉之军事贵族,重军功,尚侠义,轻死生”,这种精神风貌无疑会为文学注入刚健遒劲的气息,而薛道衡在诗歌创作中明显继承了这股气息。即使是在描写女性的诗篇中,薛道衡也并未一味的沿袭梁、陈艳丽诗风,而是赋予其健康的情思,使其雅化,如写闺怨,重在写相思,而非过多描摹女色,与宫体诗不同。所以无论是语言的锤炼,还是情思的抒发,或是意境的营造,典故的化用,韵律的考究,薛道衡都用力颇工。他所吸收的是梁、陈诗歌中清丽、哀婉的意境和成熟的艺术技法,并经过了谨慎的构思,融其入诗,从而营造出丽而不俗的风格,并时有警句与隽思涌现,对后人颇有启发。

  可见,薛道衡的诗歌明显带有南北诗风交融的痕迹,且这两种诗风的融合已较为自然顺畅,足可证南北朝后期至隋代前、中期这一阶段南北诗风的融合已达很高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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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道衡被杀一方面是因其有意或无意中触怒了炀帝,另一方面也是炀帝残暴多忌所致,当然裴蕴的谗言也起了不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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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道衡诗歌或写边塞,或言闺怨;从风格上看,其诗颇含北方文学的清刚雄健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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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道衡除了颇含北方文学词义贞刚气格的诗篇外,还有的诗歌呈现出鲜丽的色彩,这大概与他吸收南朝文学艳丽的风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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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句与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妙处唯在不隔”王夫之论此诗风貌曰:“起兴处全不逗漏,故艳而不俗,收亦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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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道衡在诗歌创作中虽然对南朝诗风的艳丽因素有所吸收,但他秉承的北方文学的清刚之气,又时时贯于诗中,使其诗具有丽而不俗的特色,即使是写女性,也较注重情感的抒发,不似宫体诗那般浮艳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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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学创作而言,薛道衡非常注重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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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道衡的诗歌从形式上看注意用典、对偶、押韵等技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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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的抒写方面,薛道衡诗歌较注重蕴藉情感,无论是边塞诗,还是赠答诗,或是闺怨诗,都贯穿着诗人不同的情感体验。边塞诗抒豪情,意气昂扬;赠答诗言友情,感荡心灵;闺怨诗写幽情,细腻委婉。这些情感的介入使他的诗歌带有些许耐人寻味的余音,既不浮丽贫乏,又不带板滞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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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边塞诗清刚雄健,颇得北方文学贞刚之气格,许多诗句在气格上已不亚于唐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