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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视野中的隋代诗歌 〔摘要〕隋代统一为南、北诗风的融合提供了有利时机, 隋诗承南北诗歌之余绪, 渐有合其两长、去其所短之趋势。但是, 隋代统一之于文学的影响并不全在正面, 隋代的政治环境以及杨广个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南北诗风的融合, 隋代诗人的地域局限依然存在。 〔关键词〕隋代诗歌; 隋代诗人; 南北诗风; 杨广 隋诗既无南朝诗歌的创新之功, 更不及唐诗的彬彬之盛。但作为文学史上的一段客观存在,隋诗的发展轨迹同样昭示了彼一阶段影响文学发展的各种信息。同时, 作为南北朝诗歌到唐诗之间的过渡, 隋诗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南北文风融合以及诗歌格律化进程的具体依据。在古典文学研究越来越向细致化、 深入化方向发展的今天, 厘清隋代诗歌的面貌及其生成的动因对于我们研究整个古典诗歌史、尤其是唐代诗歌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 隋诗的发生环境 南北朝时代政治上的对立并未阻断南、北之间的文学交流, 尤其是侯景之乱后, 大批南朝士人流寓北朝, 客观上加速了南北文学的交流。流寓北朝的南方诗人创作上大多发生改变, 如“庾信入北, 备尝乱离, 文风一变而趋于苍劲”。同样的情形还见之于王褒、徐陵诸人。南方作家在改变自身创作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朝的文学环境。在庾信、王褒等人的影响下,关陇地区鄙薄文艺的风气有所淡化, 出现了一批热衷文学的贵族。在尚文风气原本就较为浓厚的北齐社会, 江南文人与本土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已经达到较高水平, 出现了以卢思道、 薛道衡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诗人。相对于前一阶段纯以模仿为能事的魏收、邢邵诸人而言, 卢、薛等人看待南北诗歌的态度已经较为理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南北朝后期诗歌的发展既有走入 “死胡同”的危险, 同样也有开拓 “新天地” 的机遇。 随着隋代的建立和统一, 文学发展的整体环境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人才的汇聚。“江汉英灵,燕赵奇俊, 并该天网之中, 俱为大国之宝 ”,客观上为南北诗风的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诚如学者所言: “南北之间的交融, 从侯景之乱以后就在加快进行, 到隋代而成为文士普遍努力的趋向, 不论其自觉还是不自觉。”其次是文化的建设。隋代建立之初隋文帝曾下诏鼓励 “武力之子, 俱可学文”, 在尚武风气盛行的北朝社会,这一政策的导向意义十分明显。 在隋代的文化建设中, 无论是文化实践还是政策引导, 杨广的影响远远超过乃父。 正是在杨广的干预下, 隋代的典籍整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隋代社会的重文之风虽然不能和其前后的南朝、 唐代相比, 但与原先的北朝社会相比则明显浓厚得多。 环境的改善必然会对文学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就诗风而言, 隋代南北文风的融合更加细致而深入, 杨素、杨广的诗风与卢思道、薛道衡相比个性色彩更明显。其次, 诗歌题材较之以前更为丰富, 北方诗人笔下咏物、写景题材逐渐增多, 南方诗人的边塞题材也不再是纯粹的虚拟之作。第三, 出现了一批能够吸收南北之长的作家如杨素、杨广, 无论是回归汉魏传统的杨素还是吸收江左文学成果的杨广, 其成就的取得与隋代统一的文化背景之间显然具有直接关系。最后, 在诗歌格律化的过程中, 隋诗同样占据了一席之地。 隋代部分诗人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格律意识, 部分诗歌置于唐人诗集中也毫不逊色。 但是, 隋代统一之于文学的影响并不全在正面。封建时代的文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封建君主的态度及其执行的文艺政策。 隋文帝本人对于文艺的态度非常冷淡, 多次下令禁止俗乐、 解散乐工, 甚至以行政手段干涉文学。 在这种消极态度影响下, 隋代前期的文学创作陷入低潮。 隋代统一以前, 山东士人构成了北方地区文艺阶层的主体, 无论是年纪较大的卢思道还是年纪尚轻的薛道衡均已形成兼及南北的诗歌风格。但是入隋后, 卢、薛二人的文学活动却鲜见于记载, 创作风格也几乎没变, 新朝的建立在他们笔下几乎没有任何反映。隋代前期执行关陇本位主义政策,山东和江左士人俱受打击, 社会地位严重下降。部分江左文人凭藉文采进入晋王府邸, 但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导致他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独立创作的自由。如果将杨广同王府学士的交往与曹氏兄弟同建安文人的交往作一个比较, 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 简单来说, 曹氏兄弟与建安文人的文学交往基本上是在平等的层面上展开,作家的创作个性不会因为政治上的依从关系而遭到取消;而杨广与王府学士之间并没有那样一个平台, 双方的交往几乎都是以杨广的兴趣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 文学的发展只能取决于政治主导者的个人兴趣。从隋代建朝到隋文帝大业四年的23年间, 诗歌的发展没有能够延续北朝后期文学渐趋融合的态势, 反而呈现出裹足不前甚至片面趋同南朝文风的状态。这与江左诗人一味迎合杨广之文学趣味有极大关系。 杨广对南朝诗风的过分迷恋不但导致南方诗人无法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 甚至也阻碍了北方诗人的创作。 政治统一尽管可以使三地文人汇聚京师, 却并未为作家提供真正有效的交流空间, “由于隋高祖为首的关陇军事豪族对江左士族、山东旧族有意识的排斥和打击, 这三个诗人群体并未真正走到一起, 他们大多沿袭着各自的创作传统。”自文人阶层出现以来, 大凡文学繁荣的时代, 文人之间的交往往往格外密切:西汉的梁园之游、建安文人的南皮、 西园之游, 正始文人有竹林之游, 西晋文人有金谷俊游, 东晋谢氏子弟有乌衣之游, 唐代初期有以杨师道为核心的安德山池集会, 盛唐以后文人交游更加频繁。 文人交游对于促进文学繁荣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建安文学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惊人成就, 与其时文人之间频繁的交往游宴有直接关系。然而, 隋代文人中除了杨素与薛道衡之间数有诗书往还外, 其余难得一见, 甚至还不如北周、 北齐时代南北诗人关系之融洽。 概言之, 隋代统一为南北诗歌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但其实际效果并不如理论上的期待。统一对于文学的积极影响似乎只见之于关陇诗人,而江南士人中再也没有出现像庾信、 王褒那样能够将已有的诗歌经验应用于新文化环境的诗人,山东士人中也没有出现可以超越卢思道、薛道衡的诗人。 二、 隋诗创作的地域格局 隋代政治的统一并未在文化领域发生相应影响, 隋代诗人主要来自于江左、山东和关陇地区,在缺乏大一统文化观的背景下, 隋诗创作依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隋代江左诗人不仅人数最多, 文学基础也最雄厚, 但江左作家中既不曾出现堪比杨素、杨广的一流诗人, 也没有创作出能够比肩卢思道 《从军行》、 薛道衡 《昔昔盐》、 《豫章行》 的作品。江左诗人向来以文化领袖自居, 对于北方文化的兴趣始终不如北人之于南方文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们对北方诗风的接受。不过, 导致江左诗人创作衰退的主要原因还是与社会环境有关。江左政权灭亡后, 南方文人大多沦为杨广兄弟的门下清客。在追慕江左文风的大环境中, 他们的创作基本上停留在沿袭传统的层面:讲究技巧、强调文采, 但缺乏真情实感, 审美价值不高。以王胄 《奉和赐诗》 为例。这首被炀帝评为“气高致远”的诗实际上却主题散漫、 意境破碎, 仅以典故、 史实敷衍成篇, 完全是汉代大赋的作风。如果一定要将炀帝“气高致远” 的评语落实在这首诗上, 那么只能说其工整的对仗、 雅奥的文辞符合 “气高” 的评价, 但 “致远” 只能说是过誉。 诗歌在这里完全成了装饰之具。 虞世基的诗曾被炀帝评为 “词清体润”。 但在虞氏今存的 17首诗中同样看不出 “清”、 “润” 的特点。 《江都夏》 是虞世基对杨广同题诗的赓和之作, 虽然精工细致, 但雕琢痕迹明显, 风格轻艳。杨广的原作则语言清新流畅, 意境疏朗有致, 仅 “梅黄雨细麦轻横, 枫树萧萧江水平” 两句即已超过虞诗。因此, 真正称得上 “词清体润” 的反而是杨广自己的诗。 杨广身边的江左诗人诗风大致相似, 唯一例外的是虞绰。 虞绰本为王府学士, 坐杨玄感之乱徙边、 亡匿、 坐斩江都。虞绰现存诗歌仅有一首《于婺州被囚诗》, 该诗以朴实自然的语言抒发了沉郁悲凉的感情, 既无堆砌典故的积习, 也无雕章琢句之弊。 虞绰曾深得杨广青睐, 其创作的诗歌绝不会仅此一首, 诗风也不会与众不同。显然,《于婺州被囚诗》的变化是缘于环境的改变, 这个结论对于那些身处 “江湖”的江左诗人同样适用。孔德绍, 会稽人, 曾事窦建德。 由于远离宫廷环境, 孔德绍诗歌全无应酬之习气, 其山水题材诗歌风格清新自然, 羁旅、 离别题材则通过环境描写刻画羁旅愁情, 平淡中蕴含深情, 与庾信、王褒入北后作品风格颇为相似。 山东地区的文学基础虽不如江左深厚, 但要远远高于关陇地区。 当庾信、 王褒在关陇社会被视为 “卑鄙之徒”的时候, 流落北齐的颜之推、萧悫诸人却受到了来自北齐文化阶层的礼遇。北齐时代, 部分诗人已经能够理性地看待南北诗风的差异。 “昔潘陆齐轨, 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 遂革太元之气。 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河北江南, 意制本应相诡。”这是北齐文人邢劭关于南北文风差异的一段论述, 可以看出, 虽然邢劭本人的创作依然停留在模仿南朝作家的层面上, 但在理论上已经不再妄自菲薄。 这是南北诗风进一步融合的思想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理论积累, 山东诗人对于南北文风融合的认识和理解要远远高于关陇诗人和江南诗人。 山东诗人中以卢思道和薛道衡的成就最高, 但卢思道入隋不久即辞世, 其时隋代的文化氛围似乎还未形成, 因此隋代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山东诗人是薛道衡。 薛诗既保留了北方诗歌重质的本色, 又有对于艺术技巧的留意, 如雕琢字词、 注重音韵以及细节表现等, 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南北融合的特征。《隋书· 薛道衡传》 中曾有如下记载: “陈使傅縡聘齐, 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縡赠诗五十韵, 道衡和之, 南北称美。魏收曰:`傅縡所谓以蚓投鱼耳' ”, “江东雅好篇什, 陈主尤爱雕虫, 道衡每有所作, 南人无不吟诵。”江南士人素以胜人一筹的文化水平自矜,薛诗能得到南北双方的认可, 说明其诗同时兼有南北美学的特质。而以模仿南朝诗风而著称的魏收认为道衡诗歌超过傅縡之作则意味着薛诗在艺术性方面大概还要优于傅作。 不过, 薛道衡在借鉴南朝诗歌艺术经验的过程中也有“吸其所短”的情况, 薛道衡曾自称 “吾文章可谓淫溺矣” “淫溺” 即 “淫文溺于所习”, 大概是对自己创作中这一倾向的反思和总结吧。 卢、 薛之外值得一提的尚有孙万寿, 孙诗既保留了魏晋诗歌慷慨悲凉的特色, 又能够借鉴南朝诗歌的艺术经验, 善于构思, 精于刻画。 与山东、 江左文学相比, 关陇文学似乎从未出现过繁荣局面。 北魏分裂后, 衣冠士族尽归东魏。 在视文学为政教之具、亡国之因的观念影响下, 西魏政权所在的关陇地区文学发展几乎陷于停滞。进入隋代,关陇地区整体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诗人的创作水平个体差距很大。文帝时代的诗人除了杨广、杨素外, 其余诸人基本上停留在创作的起始阶段:模拟南朝诗风的作家往往失去了个性特色, 而能够保持北方文化特质的作品又显得过于 “质朴”, 缺乏必要的审美元素。炀帝时代情况稍有改观, 以杨素、 杨广为代表的诗人在诗风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较大步伐。隋代后期的李密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趋势。总体看来, “由周入隋的关陇诗人大多已稍离齐梁纤秾、 褥丽之境, 能用清新、 秀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尚武任侠、建立功名的豪雄意气, 以及理想实现过程中的郁闷、 激愤之情, 清新中露刚健之气, 艳丽中显宏拔之态。” 三、 隋诗的艺术风貌 南人重情而北人重义的传统在隋代诗坛依然非常明显。从诗人的出身看, 北方诗人多凭吏干立身, 南方诗人常藉文才获宠。以吏干立身, 作诗多为抒怀之需;以文才立足, 作诗难免应景之求。从作品看, 北方文人表现事功、 抒发胸臆的作品明显多于南方文人;而南方诗人的创作中奉和、应制类题材占了大部分比例。 即使是同一题材作品, 南北诗人的表现也是各有侧重。 以赠别题材为例。 南方诗人表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对离情别绪的渲染, 而北方诗人笔下流露的依然是强烈的功名、 政治意识。 再看边塞题材。 卢思道、杨广、 杨素、 薛道衡、 辛德源、 王胄、虞世基等南、 北诗人都创作过边塞题材作品。 北人边塞诗往往既有战争场面和自然环境的描写, 也有个人胸臆的展现, 注重细节。 而南籍诗人的边塞诗大多未能摆脱入关之前程式化的创作模式, 内容流于史实和典故的堆砌。“朝见马岭黄沙合, 夕望龙城阵云起” (卢思道 《从军行》 ) ; “北河秉武节, 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 原野穷超忽。从金止行阵, 鸣鼓行士卒。 千乘万骑动, 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 雾暗关山月。” (杨广 《饮马长城窟行》 ) 这样的作品容易令人产生 “独特的这一个” 的审美体会以及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而“白马黄金鞍, 蹀躞柳城前”、 “良弓控繁弱, 利剑挥龙泉”、“披林扼凋虎, 仰手接飞鸢” (王胄《白马篇》 ), 这些诗句读后只会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印象。王胄 《白马篇》 整首诗结构脱胎于曹植的 《白马篇》, 中间穿插、 化用了大量史实、典故以及前人诗句。 同样是 《白马篇》, 杨广笔下的游侠是一个以身许国、纵横四方的英雄, 而辛德源诗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挎宝剑、 挽雕弓、乘宝马, 驰骋细柳、竞逐芳春的贵公子形象。 杨素和虞世基都写过 《出塞诗》, 但题材差异较大。杨素原诗第一首从 “飞狐出塞北, 碣石指辽东”一直写到 “方就长安邸, 来谒建章宫”, 描写了汉将出塞征战的整个过程;第二首内容主要是对胡汉关系的反思, 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国家重臣所特有的历史意识。 虞诗的内容基本上是典故与史实的罗列, “看来辞藻斑斓, 细读时则感到空洞” , 很难看出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 从诗人的创作风格上看。除杨广外, 隋代诗人的创作风格很少能够体现新的时代特色。 江左诗人入隋后大多数依然生活在宫廷环境中, 诗风难有变化。 偶尔也有一些真情流露的作品, 如虞世基的 《初渡江诗》和 《入关诗》, 但这样的作品毕竟不多。 北方诗人中, 杨素、孙万寿基本上是对魏晋传统的继承, 语言质朴, 感情慷慨, 风格俊迈, 浑然一体。 南朝诗风对杨、 孙二人的创作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措辞和意境营造方面。 如, “朝朝唯落花, 夜夜空明月” (杨素 《赠薛内史诗》)、 “日斜山气冷, 风近树声秋”(孙万寿 《行经旧国诗》 ), 语言细腻, 对仗工整,音韵谐畅, 意境清丽, 显系受南朝诗风影响。 杨素的 《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 在写景、措辞方面与谢灵运、 谢脁都有相似之处, 陈祚明明确指出 《山斋独坐》 其二 “其源出于谢宣城, 稍有静气”。薛道衡的诗风同样具有南北融合的特征。与杨素多受齐梁诗风影响不同, 薛道衡更多的是受梁陈宫体诗影响, 诗风较为华艳。 虽然杨素、 薛道衡二人同时受到南、 北诗风的影响, 但南、北诗风的美学因子在杨、 薛二人的创作中依然是分离的, “刚” 与 “柔” 依然各自独立。换句话说, 杨、 薛二人的诗歌可以作为隋代诗歌创作水平的代表, 但真正能够体现隋代诗歌创新价值的应该是杨广的诗歌。杨广的诗歌既包含了北朝文化中刚健、 俊朗的因子, 又能够吸收南朝文化清新、 隽秀的美学特质。 尤其重要的是, 杨广诗歌已经能够将南北诗歌的美学特质充分融合在一起, 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格。虽然这样的新风格仅仅出现在 《春江花月夜》 等少数作品中, 但其创新意义不容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 真正能够将南北诗风 “融合” 在一起的似乎只有杨广。就诗歌风格而言, 隋代诗歌的整体风格与统一以前的南朝诗风相比多了一层刚健的色彩, 而与北朝诗歌相比艺术性明显提高。 诗人中最引人注目是杨素、 杨广, 素、广二人均出自原本文学风气最为淡薄、 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关陇, 而他们的创作却足以代表隋代诗歌的最高水平。 四、 隋诗之历史评价 诗歌的价值一方面在于能否反映社会现实或具备深刻的思想, 另一方面则在于是否具有积极的审美趣味和动人的审美情思。 隋代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两个要求。首先是隋诗中出现了不少关注现实的作品。很少有人注意到, 类似初唐四杰对宫体诗内容的革新工作, 隋代诗人已经屡有尝试。 即以边塞诗为例。边塞题材是南朝后期诗人创作较多的题材之一, “然多搬用两 《汉书》 典故”, 诗歌内容与现实严重脱节。隋代的边塞诗大概是隋诗中最出色的一个部分, 原因正在于它所具备的充实的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饱满的感情。 以卢思道 《从军行》 为例,《从军行》将北朝至隋初连年征战、 烽烟不熄的社会现实以及北人尚武的独特精神和北地边寒的自然风貌展现在诗歌当中。 内容真实, 感情真挚, 完全摆脱了南朝宫体诗程式化的写作模式, 令人一读难忘。其他还有杨素的 《出塞二首》、 杨广的 《饮马长城窟行》 和 《白马篇》, 这些作品不仅有对战争过程的生动描写, 更有对战争现象的历史思考,其思想深度不但超越南朝诗歌, 即使与同题材的唐诗相比也毫不逊色。 隋代的边塞诗人重新将诗歌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 部分地改变了南朝以来诗人完全将诗歌视为娱乐之具的局面,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诗歌的社会价值。隋代边塞诗基本上洗尽了南朝诗歌浮华靡丽的审美风格, 形成了新的体现时代特色的审美风格, 于质朴中透出清刚之气。隋代边塞诗不仅在共时态层面上取得了突出成就, 在历时态层面上、 尤其是对唐代边塞诗(包括题材构思、 结构安排、 思想认识甚至语言的选择 ) 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水平。 隋代诗人在写景诗方面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从文学史角度看, 写景诗几乎是伴随着诗歌的出现而出现的, 《诗经》、 《离骚》时代自然景物就已经出现在诗歌之中。但是, 自然景物作为审美对象出现在诗歌里是后来的事,而大规模的创作始于南朝。谢灵运的山水诗力求自然景物的逼真, 物无巨细, 尽入笔下;谢脁的山水诗则承载着较多的创作主体的情绪体验, 诗歌中动人的力量往往来自于由诗人感情和自然景物共同作用而生成的优美的意境。例如, “江上望归舟, 云中辨江树” (谢脁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 、“大江流日夜, 客心悲未央” (谢脁《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 这些句子中几乎都隐含着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隋代写景诗固然也有南朝写景诗歌对偶工整、 音韵谐畅的特点, 如 “月影含冰冻, 风声凄夜寒”(杨广《冬夜诗》 ) 、 “日落沧江静, 云散远山空”(杨广 《夏日临江诗》 ), 但同时也有了自己的变化。尤其是杨广的写景诗句, 如, “水映临桥树,风吹夹路花”、“风亭芳树迎早夏, 长皋麦陇送余秋”、 “含露桃花开未飞, 临风杨柳自依依”、“黄梅雨细麦轻横, 枫叶萧萧江水平”。 在这类诗句中, 清新生动、充满生机的自然景物是纯粹的审美对象, 其审美效果完全来自于自然景物本身,而不再需要借助隐形的抒情主体。薛道衡的写景诗句也有明显的个性特征, “ `吹旌朔气冷, 照剑日光寒' 等句, 都是以南朝的辞藻写出了北朝的风光, 形成新鲜的风格。 这些诗已与唐代王维、孟浩然、 高适、 岑参的某些作品颇为接近。” 当然, 就数量来看这类作品还不多, 大规模的出现要等到唐代以后。隋代诗人在推进南北文风融合以及新体诗进程方面也取得了不应忽视的成果。首先, 南北分裂以后, 南北文学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出现了各自不同的美学追求, 魏晋以来形成的文学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消失殆尽。 隋代南北文风的融合不仅仅是对当时南北双方文学的单纯整合, 实际上也包含了对魏晋文学传统的继承。 后一点在杨素、 孙万寿的创作中体现得最充分。 明、 清诗论家相继指出杨素诗 “沉雄华赡, 风骨甚遒”、“幽思健笔, 词气清苍”、“隋杨处道诗甚为雄深雅健。齐梁文辞之弊, 贵清绮不重气质, 得此可以矫之”。所谓 “风骨”、 “健笔”、 “雄深雅健”, 本质上正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 其次, 隋代诗歌创造了新的美学意境。 隋代诗人中, 卢思道、 薛道衡、 杨广、 杨素等人在南北文学的融合方面都有不俗表现。 如果仅就意境而言, 卢、 薛等人基本上是 “融而未合”, 而真正做到既融且合的似乎只有杨广一人。杨广的 《春江花月夜》诗将优美的意象与壮大的境界成功地融为一体,刻画出了一个生机勃发而又含蓄婉转的图景:清朗中不乏明媚, 开阔于外又能深邃于内,真正做到了 “合其两长, 各去所短” 的要求, 成为融合南北文风的典范之作。这样的诗歌在隋代并不多见, 但它创造的审美境界却成为后来唐诗始终追求并最终实现了的目标之一。 卢思道的 《从军行》在语言和意象的选择上也颇能兼及南北之长。 例如, 在大段表现边境烽火连天、 北地气候凄寒的诗句之后, 忽然转入 “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 一句, “月” 而言 “芳菲”, 明显是南朝文学的语言特点。诗中没有进一步刻画思妇的外在形象 ( 这一点恰是南朝诗人热衷之处 ), 但仅仅通过貌似简单的 “芳菲月” 这一意象即可想见其人之幽思情状。《从军行》 在格律上也颇有特点:语多排偶, 意贯气舒, 音节转换自然谐畅, 具有非常明显的新体诗的特点。 隋诗的发展虽然远未达到引领潮流的程度,但依然有不少吉光片羽闪烁在文学史的星空之上。明人胡应麟与清人冯班均曾指出卢思道 《从军行》 有类唐人歌行。《从军行》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尤为深远, 高适的 《燕歌行》 从音韵的处理、 内容的设置、 结构的安排直到遣词造句方面都直接受到该诗影响。 此外, 薛道衡 《敬酬杨仆射山斋独坐》 对孟浩然的影响同样明显。隋诗为后人借鉴、 化用的经典诗句也不在少数。 例如:“云浮玉垒夕, 日映锦城朝 ” (卢思道《蜀国弦》 ) 对杜甫 “锦江春色来天地, 玉垒浮云变古今” ( 《登楼》 ) 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宋代苏庠的名句“晚霞连极浦, 急雨暗长汀” ( 《临江仙》“猎猎风蒲” ) 无疑也是来自于卢思道的 “晚霞浮极浦, 落景照长亭” ( 《赠别司马幼之南聘诗》 ) ;杨广 “寒鸦飞数点, 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 《野望》 ) 诗句, 几乎直接为宋代秦观“斜阳外, 寒鸦数点, 流水绕孤村” ( 《满庭芳》 ) 原句借用。 此外,隋代弘执恭的 《秋池一株莲》: “秋至皆空落, 凌波独吐红。托根方得所, 未肯即从风”, 显然也是宋代贺铸 “当年不肯嫁东风, 无端却被秋风误” ( 《踏莎行· 荷花》 )一句构思的来源。 被胡应麟推为最能体现初唐气象的 “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 (王湾 《次北固山下》 ) 一句, 与薛道衡的“故年随夜尽, 初春逐晓生” ( 《岁穷应教诗》 ) 在构思上同样有渊源关系。隋代诗坛出现过不少诗僧, 他们的创作中出现了一些表达佛教对人生看法的内容。这些诗歌从内容的构思到语言的风格对唐代诗僧寒山、拾得的创作应该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整体看来, 隋代诗歌承南北朝诗歌之余绪,渐有合其两长、 去其所短之趋势。 正是隋代诗人在融合南北诗风道路上的进一步探索, 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 为唐代诗人开辟了新的实践领域。 从这个意义上说, 隋代诗歌虽然不能和辞韵兼胜的南朝诗歌同日而语, 也不能和堪称 “盛唐之音”的唐诗相提并论, 但作为二者之间的过渡, 其文学史意义依然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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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3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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