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袁枚诗道——【1一50】——转

振波浪清

【清】

袁枚诗道——【1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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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诗道——【上】

特注：以下内容全部依照“诗道”中心，选自于袁枚《随园诗话》 卷一  ——袁枚《随园诗话》 卷十六 ，供有缘的诗友认真品读其中的奥妙。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用在文学领域里，同样是，道可道，非常道；诗可诗，非常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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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改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乾隆十七年(1752)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随园尺牍》、《随园随笔》等十来种。传见《清史稿》卷四八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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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

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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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

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

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

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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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

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

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

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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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

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

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　(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

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籁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亦须不露斧凿痕迹。

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中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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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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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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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