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19-11-24 22:20 编辑
“雅”诗是《诗经》的一种体裁，历来被人们当作“正体”看待，尤其在诗歌创作处于低迷的时期，人们力图恢复古道，总会以各种方式回归雅诗传统。唐代中期，遭遇安史之乱后，不仅国家秩序遭到破坏，藩镇割据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导致皇权衰弱，朝纲不振，而且从朝中大臣、内宫宦官到藩镇将帅以及干谒求进的士人，皆普遍缺乏操守，因而精神世界也出现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思想家、文学家，高举复古大旗，企图通过重建已遭毁坏的儒家道统，恢复以儒家思想体系为核心的文统，来彻底改造文风，并通过文以明道来改造士风，进而改变浇漓的世风，打击藩镇骄兵悍将的嚣张气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以期重新回归开元盛世，实现中兴局面。这就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真实背景和目的。韩愈、柳宗元不仅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而且在乐府歌诗创作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柳宗元大力写作唐雅就是典型的表现。综观柳宗元研究的现状，对柳宗元散文和山水诗的研究非常充分，而对他在乐府雅诗创作方面的研究则很不够。故此本文探讨柳宗元创作唐雅的现实指向及其艺术特点，以期求教于通家。 一、柳宗元的雅道观念与乐府雅诗创作 雅诗，本指《诗经》中用雅乐演唱的一种诗体，属于乐府歌诗范围。宋代朱熹这样解释雅诗的特点及其意义：“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故或欢欣和悦；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辞气不同，音节亦异，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及其变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朱熹的观点是对传统以雅诗为“言王政之所由废兴”说的发展，既克服了儒家以政教得失说诗片面强调《诗经》的社会政治意义的偏颇，又恢复了诗经原为乐歌的本来面目，与孔颖达《毛诗正义序》的观点一脉相承。只不过朱熹的说法更加简洁而一语中的，以“燕飨之乐”和“会朝之乐”的不同音乐形式来区分小雅、大雅，用“欢欣和悦”和“恭敬齐庄”来区别两种诗歌的风格，是对《诗经》研究的重大推进。儒家本有“乐与政通”的观念，《毛诗序》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就是典型的表现。诗乐结合并反映政教得失，由此形成颂美讽刺的诗学传统，构成了秦汉以来儒家思想支配的风雅观念。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是对《诗经》美刺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有的学者认为汉代乐府没有雅诗，惟《风》为可歌。并认为汉代的铙歌“皆边地都鄙之谣，有音制，崎岖淫僻，止可度之鼓、吹、笛、笳，为马上之曲，不可被之琴、瑟、金、石，为殿廷之乐也；是故汉‘雅’亡矣”。黄节先生是乐府研究大家，他对汉魏铙歌的论述非常精彩，其“汉雅亡”的论断也令人信服，黄先生判定雅乐的根据主要是乐曲演奏地点和乐器的差异，推论一下：如果运用琴瑟金石的乐器并于殿廷演奏，那么铙歌这种军乐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是“雅诗”了？铙歌在魏晋时期是有很多作品留存的，如魏文帝使缪袭造短箫铙歌十二曲，用汉曲而易其名，因为汉代铙歌已经不是雅诗，故魏铙歌也不能算是雅歌，即使在殿廷演奏也不行，因此黄先生说“魏雅亦亡矣”。晋代铙歌黄先生没有论及，推论起来也应该不算雅歌了。南北朝、隋至初盛唐时期没有铙歌，因此柳宗元创作唐雅铙歌十二曲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有大量证据表明，柳宗元的这类诗歌是真正的唐代雅诗歌曲。 要研究柳宗元的唐雅创作，首先要考察他的雅诗观念。柳宗元在任礼部员外郎时就特别推崇礼乐，《裴墐崇、丰二陵集礼后序》说：“内之则攒涂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则复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则顾命典册，与文物以受方国；下之则制服节文，颁宪则以示四方。由其肃恭，礼无不备。且苞并总统，千载之盈缩；罗络旁午，百氏之异同。搜扬剪裁，而毕得其中；顾问关决，而不悖于事。”认为裴墐撰的德宗、顺宗山陵礼仪制度，既符合古制，又与实际情况相合，因此完全可以“藏之于太常书阁”，具有“爱礼而近古”的特点。这可以看作柳宗元渴望重建政治秩序恢复儒家礼制思想的体现。柳宗元的复古不仅仅局限于山陵制度，因此他接着说：“昔韦孟以《诗》《礼》傅楚，而郊庙之制，卒正于玄成；郑玄以笺注师汉，而禅代之仪，卒集于小同；贾谊以经术起，而嘉最好学；卢植以儒学用，而谌为祭法，旧史咸以为荣。”这一段话是说韦孟为楚元王傅，作诗讽谏，到他的六世孙韦玄成时，终于在汉元帝时期确立郊庙制度；郑玄注释《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等儒家经典，到他的孙子郑小同时，魏高贵乡公崇尚三老五更，便以小同为五更，车驾躬行古礼；贾嘉继承他爷爷贾谊的经术，能够传承家学；卢植在后汉为北中郎将，作《尚书章句》《礼记解诂》，他的五世孙卢谌作晋中书侍郎，撰《祭法》，注《庄子》，行于世。这些都是史书以为荣耀的传承儒家学术并发扬光大礼制的典范，虽然是作为赞颂裴墐能够继承家学“以礼奉崇丰二陵”的陪衬，但实际上表现的是柳宗元强烈的建构封建礼制规范的愿望，因为“礼”的核心就是“秩序”，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国家才能趋向中兴。礼制的建设在当时是重建安史之乱后朝野混乱秩序的大事，也是柳宗元任职的要领，很遗憾永贞革新很快失败，柳宗元远贬南荒，无缘参与朝廷新秩序的建构，只得通过文章来明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崇尚西汉文风，他说：“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凑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四方文章烂然矣。······贞元间，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浃于汉氏，与之相准。”柳宗元推崇西汉文章的原因是“近古而壮丽”，希望通过表彰西汉文风作为贞元文章的准的，由此可见柳宗元思想深处恢复古道的坚强意志。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理念，被韩愈誉为“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 柳宗元还从文章体裁方面严格诗文体制之别，也体现他的风雅观念。《杨评事文集后序》说： 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而已。······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 柳宗元认为诗、文具有不同的源流和不同的体性特征，文本于经，本于著述，因此“高壮广厚，词正理备”，而诗则本于比兴，本于《风》《雅》，要“导扬讽谕”，因此“丽则清越，言畅意美”。尽管柳宗元是尊体派，坚持诗文之别，但是从他对杨评事文章的赞美来看，他是欣赏杨评事诗文兼善这方面的成就的。其实，柳宗元的唐雅就是将文的厚重庄严与诗的丽则清越相结合的典范。 此外，柳宗元在献给杨凭的长诗《弘农公以硕德伟才，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末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中还说：“茂功期舜禹，高韵状羲皇。足逸诗书囿，锋摇翰墨场。雅歌张仲德，颂祝鲁侯昌。”意为赞颂杨凭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勋劳，实际上杨凭诗文难当此评，倒是作为宗元自写状比较适宜，因为他的歌诗创作确实是以《诗经》的雅颂体作为追慕对象，呈现出古朴苍劲、雅洁端庄的风貌特征。 我们知道，柳宗元的恢复雅诗古道，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中唐时期复古思潮推动下的必然产物。如与宗元同道复古的韩愈，就是非常重视诗经雅颂体制的。他的《荐士》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韩愈认为《诗经》既“雅丽”（与“《诗》正而葩”义同），而且具有《尚书》中《伊训》《大诰》那样经典的意义，既有经纶世务、规范后世的作用，又经过孔子的删订，因此精纯美妙，地位崇高。《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最早源头也是最高范本，这已成为共识，韩诗值得注意的是他首次将《诗》《书》并举，实际上隐含了诗文交通的观念，最精醇的“道”就存在其中。 较韩柳稍早的一批古文运动的先驱者萧颖士、独孤及等人也是风雅的提倡者。如萧颖士有《江有归舟三章并序》，序中明言诗歌最重要的是“激扬雅训，彰宣事实”，要回归《诗经》“思无邪”的雅正传统。他的《江有枫十章并序》也是模拟诗经的作品，通过与弟子们赋诗赠别的方式来弘扬雅道精神。又如独孤及很多诗序都明确要求赋诗模仿《诗经》体制。如： 问离群何赠，请宾赋车乘。主人赋《南有嘉鱼》，以代“零雨”之什。 ——《送陈赞府兼应辟赴京序》 大火初落，昊天欲高，远山云开，归路秋色。请各抒别操，使行者得歌而咏之。 ——《送司华自陈留移华阴赴任序》 何以送远？唯当赋《伐木》以为仁人之赠。 ——《宋州送姚旷之江东刘冉之河北序》 岂不知《常棣》之诗废，则和乐之好缺？盍使伯氏仲氏偕咏歌之，以赠行迈。 ——《奉送元城主簿兄赴任序》 高天晚秋，杀气动地，靡靡岐路，悠悠旆旌。送离如之何？赋《小戎》以为好。 ——《送广陵许户曹充召募判官赴淮南序》 是役也，冥冥羽翰，非瞻望所及矣。请偕赋以知魏风。 ——《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 从诗序中提到的这些模仿《诗经》的古体诗，可以看出中唐时期复古氛围的浓重，这在萧颖士的诗序及其诗歌中就有先例，在权德舆、元稹、白居易的诗序中也有表现，可见古文运动是适应时代复古潮流的必然产物。 柳宗元与上面诸人不同的是，他运用的不是《诗经》中的“风”类诗体，而是运用“雅”体；他不用这类诗体进行酬唱赠别，而是关注朝廷礼制建设方面的大事，企图通过“鸣国家之盛”的方式，载之史册，一方面洗刷自己永贞之贬的政治“污痕”，一方面祈求朝廷的理解与宽宥，再一方面也是真诚渴望王朝中兴愿望的体现。因此他的这些作品带有雍容肃穆的大雅气象。 柳宗元的乐府诗歌收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共有18首，分别是：第二十卷《鼓吹曲辞》（五）中的《唐鼓吹铙歌十二首》，第三十七卷《相和歌辞》（十二）中的《东门行》一首，第五十五卷《舞曲歌辞》（四）中的《白纻歌》一首，第七十一卷《杂曲歌辞》（十一）中的《行路难》三首，第七十三卷《杂曲歌辞》（十三）中的《杨白花》一首。另外，像《平淮夷雅二篇并序》、《贞符并序》、《视民诗》、《笼鹰词》、《放鹧鸪词》等，人们也认为是雅诗或乐府诗。本文的论述将《平淮夷雅》等歌诗看作乐府雅诗。 二、柳宗元唐雅的内容及其现实指向 柳宗元的乐府诗全部作于贬官永州司马及任柳州刺史期间，《行路难》三首为拟乐府，《笼鹰词》《放鹧鸪词》两首为新题乐府，主要抒发贬官之痛，倾泄刚一奋飞就铩羽折翅并遭到禁锢因而抑郁难伸的苦闷；《古东门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按：以大量典故曲折表现元和十年对武元衡被藩镇派来的刺客杀害的深切同情），其余都是乐府雅诗。 《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说： 伏惟汉、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词，唯唐独无有。臣为郎时，以太常联礼部，常闻鼓吹署有戎乐，词独不列。今又考汉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晋曲十六篇，汉歌词不明纪功德，魏、晋歌，功德具。今臣窃取魏、晋义，用汉篇数，为唐铙歌鼓吹十二篇，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师之艰难。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词以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无害。 这一段话点明了柳宗元创作唐雅的原因与主要目的。首先，他任礼部员外郎时，因为礼部与太常寺相近，故常常听到演奏戎乐（军乐），但没有歌词，因而想弥补这一空缺；其次，他有意识取魏晋铙歌的歌功颂德之意，却取汉代铙歌的篇数，与他崇尚汉代风格又想创新的理念相关；第三，希望自己的歌词能够在戎事治兵时演奏，以壮军威，并产生一些警戒作用。 柳宗元所作的铙歌十二曲全部为乐府新词，即题目与内容与汉魏晋时期的篇名完全不同，惟音乐当是原来的乐曲，则不易考知。特列表如下： 歌功颂德是魏晋铙歌的主旨。魏曲“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改《上之回》为《克官渡》，言曹公与袁绍战，破之于官渡也。······改《有所思》为《应帝期》，言文帝以圣德受命，应运期也。······改《上邪》为《太和》，言明帝继体承统，太和改元，德泽流布也。其余并同旧名。”显然，魏曲制于魏明帝之时，既有歌颂曹公（曹操）的战功，也有颂扬魏文帝和魏明帝的武德文德的，在当时肯定是在殿廷演奏的，乐器也一定是琴瑟金石之类的雅乐乐器，故而可以断定是雅诗歌曲。晋曲情况完全相同，只不过内容改为歌颂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昭）和武帝（司马炎）的文治武功，其他与魏曲一样。柳宗元铙歌十二曲取魏晋歌功颂德之意，所不同的是，柳曲没有歌颂当今皇帝之前的所有皇帝，而只涉及高祖和太宗两帝，很多曲子的事件以大将为中心，最终归功于皇帝。其内容如下： 1、《晋阳武》：“隋乱既极，唐师起晋阳，平奸豪，为生人义主，以仁兴武。”这是序曲，突出高祖晋阳起兵反隋，打击豪强，是解天下百姓于倒悬的正义之举，核心是“以仁兴武”。 2、《兽之穷》：“唐既受命，李密自败来归，以开黎阳，斥东土。”写高祖收服兵败来归的李密，封他为邢国公，后来李密因谋反为部将所杀，消除了高祖的心头大患，故用“困兽”走向穷途末路来比喻李密的覆灭，以彰显唐帝的仁德。 3、《战武牢》：“太宗师讨王充（按：应为“王世充”），建德助逆。师愤击武牢下，擒之，遂降充。”此曲是歌颂太宗武功，他擒获窦建德，剿灭王世充，平定东都。 4、《泾水黄》：“薛举据泾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师平之。”这是写太宗在浅水原打败薛仁杲，收复陇西泾州的战绩。 5、《奔鲸沛》：“辅氏凭江、淮，竟东海，命将平之。”辅公祏原为隋末跟随杜伏威窃据淮南的大盗，武德二年归唐，诏授辅公祏淮南道行台，封舒国公，武德六年杜伏威入朝，辅公祏遂于丹阳称帝，国号“宋”，修陈故宫室，派遣将领侵入海州，寇寿阳。因此高祖派赵郡王李孝恭及李靖、黄君汉、李世勣于武德七年讨伐，辅公祏战败被农民抓获，李孝恭斩之，传首京师，遂平定江淮地区。 6、《苞枿》：“梁之余，保荆、衡、巴、巫，穷南越，良将取之不以师。”写李孝恭、李靖受命统十二总管讨伐后梁宣帝曾孙萧铣，平定南方。 7、《河右平》：“李轨保河右，师临之不克，变，或执以降。”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拥有河西五郡之地，先接受高祖的招抚，然后反叛，高祖派兵讨伐，未战，李轨为部将所执，河西平定。 8、《铁山碎》：“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强焉。师大破之，降其国，告于庙。”写贞观三年，太宗诏李靖、李勣六总管十余万军队征讨突厥，在铁山大破之，生擒颉利可汗，解除来自西北的最大威胁。 9、《靖本邦》：“刘武周败裴寂，咸有晋地，太宗灭之。”写刘武周率兵侵入并州，大败唐军晋州道行军总管裴寂，太宗请兵讨伐，于武德三年平并州，收复故地。 10、《吐谷浑》：“历经灭吐谷浑西海上。”写大将李靖奉太宗命，以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身份，统领诸军于贞观九年大破吐谷浑，杀其可汗。 11、《高昌》：“李靖灭高昌。”贞观十三年侯君集灭高昌，可能由于后来侯君集与太子李承乾联合谋反被诛，故移其功给李靖。 12、《东蛮》：“既克东蛮，群臣请图蛮夷状如《周书·王会》。”这是一支颂曲，贞观三年黔州西南的东谢蛮酋长谢元深入朝， 颜师古奏请如周武王故事，将万国来朝的景象绘为《王会图》，歌颂大唐“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宏大昌盛气象。 这十二首雅诗写高祖从晋阳起兵反隋，夺取长安，招降瓦岗军，收服李密，命李世民收复东都，在武牢关大破窦建德，迫使王世充投降，平定洛阳，又击灭刘武周，平定泾州。后来高祖、太宗派大将南征北战，收东蛮，灭高昌，破突厥于铁山，灭吐谷浑于西海，奠定了大唐混一区宇的宏大版图，形成万国来朝的兴盛局面，建立了大唐恢廓坚实的基业。尽管大唐以仁兴武，但是文德必须建立在武功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军事行动建立巩固的政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才有可能从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建设。因此，宗元的这组军歌在颂圣的外表下，其实想要表达的是：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秩序混乱的背景下，只有恢复初唐时期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重新巩固朝廷的地位；突出高祖、太宗创业的艰难，实际上是规劝当今皇帝必须发愤图强，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藩镇归附朝廷，构建上下尊卑的政治新秩序。所以，这组雅歌富有很强的现实精神。 柳宗元还在《贞符序》中提出“仁为贞符”的观点，反对以“祥瑞为符”的虚妄，他说：“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为贞符哉！”意为取天下者须得民心，而欲得民心，就要施行仁政，行仁政就要消除战争，让人民休养生息，宽刑减罚，轻徭薄赋，要做到“凡其所欲，不谒而获；凡其所恶，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货力”。在序中，宗元赞颂了高祖以来十圣的功德业绩，说“孝仁平宽，惟祖之则。泽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无穷”。这毫不掩饰的虔诚颂圣情感，虽然有一点庸俗可笑，但这确实是宗元祈求朝廷宽宥的急切心情的表露。 这种心态在《平淮夷雅并序》中表现更为明显。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雪夜奇袭蔡州，擒获匪首吴元济，盘踞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淮西藩镇这颗毒瘤终于被彻底拔去，既给朝野上下巨大的鼓舞，也给河北诸藩以巨大的震动，他们纷纷上表献地归附朝廷，呈现出安史之乱以来最盛大的中兴局面。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以这一重大事件为中心出现了很多歌功颂德的作品，其中最富盛名的是韩愈的《平淮西碑》和柳宗元的《平淮夷雅》，对韩碑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而对柳雅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主要原因是韩愈乃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从朝廷决策到具体的军事行动，再到受诏撰写碑文，韩愈都坚定地站在最前沿的位置，他的生命历程也处于最辉煌的时期，精神更是处于最亢奋的状态，因而撰写碑文及颂诗达到了他所说的“气盛言宜”的佳境，整个看来这是一篇表达韩愈政治见解和深远史识的巨制，也是大气磅礴、墨气淋漓的“鸣国家之盛”的鸿文，运用诗经中的“颂”体，且融合了古文的苍劲朴茂，显得浑宏劲健、气象万千。而柳宗元尽管当时任柳州刺史，也算是一方大员，但是他还未能摆脱“负罪窜伏”的沉重心理。虽然也说“圣恩宽宥，命守遐壤，怀印曳绂，有社有人”，但是“违尚书笺奏十有四年”的喟叹中透露出渴望返回朝廷的意愿，也表达了长期远贬的难言之痛。他真诚地歌颂皇帝的“天造神断，克清大憝”，致使万方毕臣，认为这“太平之功，中兴之德，推较千古，无所与让”，而自己尽管“有方刚之力”，却“不得备戎行，致死命”，已经非常遗憾了，现今天下太平，“思报国恩，独惟文章”。陈述自己的心情之后，宗元在这篇《献平淮夷雅表》中说： 伏见周宣王时称中兴，其道彰大，于后罕及。然徵于诗大、小雅，其选徒出狩，则《车攻》、《吉日》；命官分土，则《嵩高》、《韩奕》、《烝人》；南北征伐，则《六月》、《采芑》；平淮夷，则《江汉》、《常武》。铿鍧炳耀，荡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与其辅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无他，以《雅》故也。 这段话可以考见柳宗元对雅诗的态度，他认为雅诗歌颂的是周宣王的中兴气象，因为其道彰大，所以后代很少达到当时的境界，其内容包括“选徒出狩”、“命官分土”、“南征北战”三大方面，尤其对平淮夷的《江汉》《常武》所描述的“铿鍧炳耀”的盛大军威及其君臣之间朝野上下团结一心的中兴气象非常景慕，因此他对宪宗元和年间削平藩镇的赫赫功勋是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但他对“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的现实情况，则感到“不胜愤懑”，又因为“朝多文臣，不敢尽专数事，谨撰《平淮夷雅》二篇，虽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诸后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行文真实曲尽心迹，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柳宗元特别关注平淮西的军事成就方面，明确运用大雅体制，这与永州期间撰写铙歌有一脉相连的继承性，至于像周宣王中兴的“选徒出狩”“命官分土”等其他方面则由于自己在野的身份不便制作；二是虔诚歌颂当今皇上的武功，表现对皇帝诚惶诚恐的心态，实际上是想通过献雅祈求皇帝的谅解。遗憾的是柳宗元的一腔忠悃眷恋并未得到皇帝的垂青，以致宗元不久后便寂寞地星陨南州。 柳宗元祈求朝廷谅解的撰雅本意，还可以找到其他证据。他还向裴度和李愬两位建立奇勋的重臣献启，以求提携推介。《上裴晋公献唐雅诗启》说：“相公天授皇家，圣贤克合，谋协一德，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赵之事。东取淮右，北服恒阳，略不代出，功无与让。故天下文士，皆愿秉笔牍，勤思虑，以赞述洪烈，阐扬大勋。宗元虽败辱斥逐，守在蛮裔，犹欲振发枯槁，决疏潢汙，磬效蚩鄙，少佐毫发。”一方面以庄重典雅的文笔对裴度的战功和政绩加以赞颂，将他比作辅佐周宣王中兴的名将贤臣方叔、召虎等，说文士都愿意赞述他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宗元又特别强调自己的贬斥逐臣身份，躬身卑辞地说愿意追随裴度，并渴望得到裴度的提拔，使自己能够脱离污浊的政治泥淖，有所作为。遗憾的是没有资料显示裴度有任何善意的表示，致使宗元的愿望落空。 《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说： 昔周宣中兴，得贤臣召虎，师出江、汉，以平淮夷。故其诗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孙，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兴，而得阁下，亦出江、汉，以平淮夷，克承于西平王（按：指李愬的父亲李晟），其事正类。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说，以布天下，以施后代，岂圣唐之文雅，独后于周室哉？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 这篇书启语气与上面那篇显然有所不同，主要是将周宣王中兴得力于召虎平定淮夷与宪宗元和中兴也得力于李愬平定淮夷进行类比，还依据召虎乃召公之孙，与李愬乃李晟之子，皆能承继家统、成为中兴王朝的重臣的情事相类，进行颂美。然后欲与周臣媲美，献诗敬颂李愬的意思非常明白，最后宗元祈求李愬能够帮助他脱离陷败的境地，使他能够为朝廷尽微薄之力，与上裴度书启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态不同，此启平和雅顺，还带有一点对自己文采才华的自信。但是，也没有材料显示李愬收到柳宗元的诗、启之后曾为宗元疏通关隘。因而也只能算是又一次没有结果的干谒，足见当时宗元所处的困境之艰难，这些努力的落空无疑会给他带来无形的压力，致使他只能在无人理解无人援手的忧郁中匆匆告别人寰[26]。尽管柳宗元没有一展他的政治抱负，然而，作品斑斑诸在，历史的烟尘迷雾岂能掩盖这些珍珠美玉温润明洁的光辉！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可谓柳宗元的真知音，得此评价，宗元可以安息于九泉之下。 三、柳宗元唐雅的艺术特点 唐人对雅诗一直爱好并进行多方面的创作实践。初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说：“洋洋盈耳，岂徒悬鲁之音？郁郁文哉，非复从周之说。故可论诸典故，被以笙镛。”又说“俾夫舞雩周道，知小雅之欢娱。击壤尧年，识太平之歌咏云尔。”强调乐府歌诗有典重庄严、文采纷披的特点，又有颂美太平盛世的作用。这篇诗序的价值除了记录当年群官创作乐府雅诗颂美朝廷的历史情境之外，还可以说明初唐时期宫廷诗人对乐府雅诗的态度。此后，陈子昂强调“风雅”“兴寄”，只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艳薄斯极”的文风，才举起复古的大旗，其实陈子昂意欲恢复的是诗经汉魏的诗学传统，他本人的创作则没有真正的雅诗。进入盛唐时代，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接着叙述了从诗经以来的诗歌发展历程，表现他追求“大雅”“正声”的理念，但是考察他的创作，尤其是大量乐府创作并未见雅体诗歌，“大雅”是他对“正声”的一种理想状态，体现的也是一种复古精神，并非恢复大雅的体制。杜甫的“别裁伪体亲风雅”，其“风雅”也是一种精神境界，因为杜甫没有雅体诗创作。到了中唐时期，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权德舆、元稹、白居易等人，再度掀起风雅比兴的创作高潮，元、白等人主要致力于干预生活、讽喻现实的新乐府创作，而萧颖士等人则从改变浇漓世风和改造颓靡士风的角度进行创作，有意识地写作雅诗体制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显得古朴苍劲，但由于过度的模仿而干涩，没有光泽，并未能达到形象生动感人至深的境界。吴相洲先生《论盛中唐诗人风雅观念的转变》一文概括了“风雅观念”的内涵并详细考察了风雅观念从盛唐时代到中唐时期的转变过程，认为“风雅”有“颂美为主，反对哀怨；强调比兴寄托，讲求风骨；强调文质彬彬，反对绮丽雕琢，但也讲究声律词采”等三方面内容，并经历了从盛唐的“好谈王霸大略，反对哀怨”到中唐的回归儒家思想体系的变化，强调比兴寄托、肯定哀怨文学、主张“不平则鸣”。该文宏通淹博，但主要思考的是风雅观念的理论建构，没有涉及具体的创作体制方面，因而本文所论柳宗元的唐雅正好可以从一个侧面补充中唐人风雅观念的具体内涵。 柳宗元的唐雅属于颂诗，他关注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问题，因而不属于针对具体政治社会弊端或民生艰难等进行讽谏的乐府歌诗，这是采取大雅形式，通过颂美来关注现实的雅歌。其艺术特点也很明显，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高古庄严，气象雍容 雅，既是一种音乐形式，也是一种诗歌体裁，更是一种理想的人格风范，还是一种肃穆端庄、典雅厚重的精神境界。柳宗元的唐雅创作如前所论，既有宏观上构建政治新秩序的“礼乐”方面的用意，也有通过向皇帝、重臣敬献颂美歌诗以期得到朝廷谅解的目的，抛开这些因素，单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这些歌诗具有高古庄严、气象雍容的风格特点，不仅在柳宗元的作品中比较特出，而且在整个唐代的雅诗中也算得上是比较出色的作品。如《铙歌•晋阳武》： 晋阳武，奋义威。炀之渝，德焉归。氓毕屠，绥者谁。皇烈烈，专天机。 号以仁，扬其旗。日之升，九土晞。斥田坼，流洪辉。有其二，翼馀隋。 斫枭鷔，连熊螭。枯以肉，勍者羸。后土荡，玄穹弥。合之育，莽然施。 惟德辅，庆无期。 这首诗颂美大唐“以仁兴武”的“义威”，归结到《尚书•蔡仲之命》所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唐德。既描写晋阳义师烈烈威风，高扬仁义大旗，锄强扶弱，摧古拉朽般的荡灭隋末的污秽，又描写大唐勇敢开拓郊甸以流洪光于宇内的精神，像初升的红日照耀九州，恩泽布施于亿万兆民。全诗给人以刚健质朴、雄浑开阔、正大光明、庄重严整的感受，那赫赫的军威中贯注的是一股浩荡充沛的仁义精神，与《贞符》中表达的“仁为贞符”的观点一致，这种比武力更强大的“仁义”力量是柳宗元雅诗的内核。又如《东蛮》： 东蛮有谢氏，冠带理海中。自言我异世，虽圣莫能通。 王卒如飞翰，鹏鶱骇群龙。轰然自天坠，乃信神武功。 系虏君臣人，累累来自东。无思不服从，唐业如山崇。 百辟拜稽首，咸愿图形容。如周王会书，永永传无穷。 睢盱万状乖，咿嗢九译重。广轮抚四海，浩浩知皇风。 歌诗铙鼓闲，以壮我元戎。 这首诗一方面以恢弘的笔墨描写唐军像鲸鹏展翅、飞翰凌空，轰然天降，威服曾经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蛮谢氏；另一方面描写“百辟拜稽首，咸愿图形容”、“睢盱万状乖，咿嗢九译重”万国朝拜大唐的景象，以歌颂大唐“广轮抚四海”的浩浩皇风；最后以无比欢欣鼓舞的激情高唱“歌诗铙鼓闲，以壮我元戎”。全诗浑沦无际，如飞云翔空，似鲸鹏越海，气度非凡，洋溢着雍熙和乐、万方阗奏的气氛。 再如《平淮夷雅•皇武》：“皇耆其武，于溵于淮。既巾乃车，环蔡具来。狡众昏嚚，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庙宜郊，以告德音。归牛休马，丰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无疆。”这两段一写淮西顽逆狂妄叫嚣，干犯我大唐皇威，这是裴度奉皇帝命令统师征讨的原因；一写淮夷剿灭之后举国震动，郊庙告颂，风调雨顺的中兴景象，对比中突显大唐中兴的恢宏气象。《平淮夷雅•方城》：“方城临临，王卒峙之。匪徼匪兢，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艰顽，柔惠是驯。”“蔡人歌矣，蔡风和矣。孰颣蔡初，胡甈尔居。式慕以康，为愿有馀。是究是咨，皇德既舒。”一写李愬奉命讨伐蔡州，目的是剪灭顽寇并舒仁于蔡人，一写平定淮西之后，蔡人欢歌和乐的景象，表现出“皇德既舒”的雍穆气象。陈知柔《休斋诗话》赞柳宗元的唐雅“甚似古人语”“尤得古诗体”，所举诗句都有一种端庄肃穆的特点。郎瑛《七修类•卷二•十九》说：“四言古诗，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论之，汉有韦孟一篇，虽如诸《（文）选》，其辞多怨悱，而无优柔不迫之意。若晋渊明《亭云》、茂先《励志》等作，当为最古者也。后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几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盖此意摹拟太深，未免蹈袭《风雅》，多涉理趣，又似铭赞文体。世道日降，文句难古，苟非辞意浑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指出柳宗元雅歌“辞意浑融，性情流出”洵为确论，能概括柳宗元雅诗创作的成就。 前人论柳诗，常常“骚”“雅”并提，或者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相联系。如贺裳《载酒园诗话》说：“大历以还，诗多崇尚自然，柳子厚始一振厉，篇琢句锤，起颓靡而荡秽浊，出入《骚》《雅》，无一字轻率。其初多务谿刻，故神峻而味冽，既亦渐近温醇。”姚莹《后湘诗集论诗绝句》也说：“史洁骚幽并有神，柳州高咏绝嶙峋。吴兴却选《淮西雅》，不及平生五字真。”确实如此，柳宗元绝大部分作品，像山水诗、山水游记、寓言、《天说》等哲学论文及很多书启碑铭墓志等，都有抒忧娱悲、不平则鸣的特征，具有司马迁《史记》的峻洁和屈原《离骚》的幽怨，但是他的唐雅尽管也流淌自他痛苦的心灵深处，呈现出来的却是“舂容大雅”气象，如《奔鲸沛》：“奔鲸沛，荡海垠。吐霓翳日，腥浮云。帝怒下顾，哀垫昏。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修鳞。披攘蒙霿，开海门。地平水静，浮天根。羲和显耀，乘清氛。赫炎溥畅，融大钧。”全诗境界开阔，气象雄浑，伟丽壮观，给人以天容海色的澄清印象，又如钧天音乐在清风朗畅中轰鸣，就像那美丽晶莹的珍珠，人们见到的是它的纯净雅致的美，却忘记了它来自痛苦的孕育。 （二）崭削峭拔，骨力劲健 柳宗元的唐雅也如他其余诗歌一样，具有崭削峭拔、骨力劲健的特点。首先表现在柳宗元擅长描写动态形象，如《泾水黄》： 泾水黄，陇野茫。负太白，腾天狼。 有鸟鸷立，羽翼张。钩喙决前，钜趯傍。 怒飞饥啸，翾不可当。老雄死，子复良。 巢岐饮渭，肆翱翔。顿地纮，提天纲。 列缺掉帜，招摇耀铓。鬼神来助，梦嘉祥。 脑涂原野，魄飞扬。星辰复，恢一方。 这首诗描写太宗消灭陇西悍将薛仁杲的战绩，薛氏父子盘踞陇西，谋取长安，对刚刚建立的大唐形成巨大威胁，唐军与占有地利的薛仁杲作战异常艰难，柳宗元为了突出太宗的威武，特地与陇西地形的苍茫雄浑相切合，所以运用刚劲健举的动词与形容词来描写，如用“负”“腾”“鸷立”“钩喙决前，钜趯傍”“怒飞饥啸，肆翱翔”等写薛氏父子的凶恶彪悍，不可一世，而用“顿”“提”“列缺掉帜，招摇耀铓”等来写唐军气势雄壮，最终让薛仁杲“脑涂原野，魄飞扬”，这是两强相遇的殊死搏斗，由于唐军更加勇武又据仁义且有神助，所以取得了廓清陇西使星辰再辉的战功。全诗雄浑的意境完全靠动态描写建构。故孙月峰《评点柳柳州集》评曰“特险劲有锋”，陆梦龙《韩退之柳子厚集选》也评曰“古峭”，是抓住了柳宗元诗歌特点的。孙氏评《苞枿》说“工峭中稍存古调”，评《铁山碎》说“气劲”，评《吐谷浑》说“拗拙”，评《东蛮》说“冲然绝尘”，等等，均为知言。柳宗元诗歌的崭削峭拔还体现在意境逼窄与恢宏的对立统一中。如《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宏大恢廓、荒寒死寂境界，与渔翁坚毅执著、独钓寒江的精神形成冲突，构造出清峻峭拔的意境。如《苞枿》一诗前面写萧铣像茂盛的余枿盘根错节于荆、衡、巴、巫之间，导致“缉绥艰难”的窘迫，意境显得艰涩逼窄；突然之间，“圣人作，神武用”，“浩浩海裔，不威而同”，“澶漫万里，宣唐风。蛮夷九译，咸来从”，这是多么阔大雄伟的境界！前后的对比中，显出整体上的峭拔刚劲。再如《铁山碎》前面描写突厥占据辽阔的大漠，“连穹庐，背北海，专坤隅”，显出积云漫天、阴衢峥嵘的严峻氛围，接着写李靖奉命夺其雄图，“破定襄，降魁渠，穷竟窟宅”的巨大胜利，最后写“百蛮破胆，边氓苏。威武辉耀，明鬼区”的恢宏壮阔，通过强硬与刚劲的较量，显出特有的雄浑劲健的骨力。 （三）精于锤炼，形象生动 柳诗的峭拔骨力与他精于锤炼密切相关。柳宗元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堪称绝诣。如《平淮夷雅•皇武》中描写吴元济的悖逆凶顽和不自量力时用了“锋猬斧螳”四字，说吴元济乃跳梁小丑，像刺猬那样身有毛刺如锋，像螳螂举起如斧子一样的双臂进行抵抗。孙月峰认为“语太浓，犹是《文选》家数”（《评点柳柳州集》卷一），因为陈琳《为袁绍檄豫州》中有“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之句，故孙氏不太喜欢这样凝练典故并加以改造的词句，实际上这样高度浓缩又形象生动的句子正是柳宗元的独特创新。又如《方城》中的“衔勇韬力”，孙月峰评曰：“衔韬字亦涉雕斫，然犹近古，胜前‘锋猬斧螳’。”孙氏所说的“雕斫”实际上就是一种使诗歌语言更加凝练集中、更加富于表现力的锤炼功夫，在柳宗元诗中很常见。如： 怒飞饥啸，巢岐饮渭。列缺掉帜，招摇耀芒。——《泾水黄》 吐霓翳日，赫炎溥畅。披攘蒙雾，地平水静。——《奔鲸沛》 前一例中，前两句写薛仁杲的狂妄叫嚣和举兵进据关中，一个词写其乖张彪悍，一个词写其蚕食鲸吞，非常形象；后两句描写唐军舞动旗帜如闪电，挥舞兵器如星耀，非常生动。后一例中，一个词写辅公祏将江淮地区弄得乌烟瘴气，一个词写凉风劲吹，热浪消尽，人心舒畅；后两个词写唐军扫除妖氛雾气之后，呈现出土地平旷水面宁静的景象。都凝练浓缩，刻画细腻，隽永有味。 再如“鹏骞骇群龙”“睢盱万状乖”“唐业如山崇”（《东蛮》），“龙旂翻海浪，馹骑驰坤隅”（《高昌》），“登高望还师，竟野如春华”“洋洋西海水，威命穷天涯”（《吐谷浑》），等等，无不精绝凝练，富于表现力。这些都是柳宗元将汉赋、骈文的技巧融入雅诗的结果，也是他的雅诗庄重深邃、古奥奇崛超越魏晋雅诗而直逼诗经大雅的新成就。 尽管柳宗元为补铙歌有曲无词的缺憾而创作的雅歌，最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采录，也未能因颂美君臣的元和中兴功绩而使他摆脱远贬南荒的困境，但是他的创作还是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像南宋姜夔就模仿他创作了《圣宋铙歌吹曲十四首》。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柳宗元创作铙歌、平淮夷雅等雅诗歌曲，不仅具有补苴罅漏的意义，有重新构建礼乐秩序的价值，还有脱自己于政治泥淖的干谒意图，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诗是柳宗元在痛苦的心境下创作的“鸣国家之盛”作品，具有舂容醇厚的大雅气象，也是体现他“高壮广厚，词正理备”“丽则清越”创作理想的佳作，艺术上锤炼精工，骨力坚劲，生动形象，意境雄浑，取得了超越魏晋而比肩《大雅》的成就。
|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19-11-24 22:02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