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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选唐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蕴涵 在中国诗歌或诗学史上，对唐诗充满热情与崇拜的程度，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同明代相提并论。明代是一个全面宗唐的时代，明人选唐诗盛况空前。每一选本或选集，都贯穿着选家的美学趣味和诗学观念，包括有关唐诗的观念——即对唐诗的质性、功能、体式、流变、宗主等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从而构成其选诗的价值取向。这些，既体现于选诗的相对范围、数量比例以及风格面貌等客观展示之中，也表露在选本的序跋凡例、圈点批注及其他相关主观论说里。而所有这一切，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有明一代哲学思潮和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明代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嬗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 明人选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展现了明人选唐的发展历程，及其在选诗价值取向上的不同特色。 从洪武初至成化末（1368—1487）：120年间，选诗领域相对沉寂，选本不多，且未形成统一的价值取向，但高选唐，无意中树立起一代诗学高标，明人选唐呈蓄势待发气象。 明初选唐成就最著的是高的《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学界研究已多，其他选本又多散佚不存，故对此阶段的选唐只能粗描概貌，以保持明人选唐历史轨迹的连贯性。 这一时期，从所选体裁看，像佚名氏《唐诸贤五言古诗》那样专选唐人古诗的很少，大多选取近体诗。许中麓辑刻《光岳英华》，所选皆七律，自唐杜审言起至元代周启止，涉及的唐代诗人有51位；天顺七年康麟辑成《雅音会编》，选录唐人五、七言近体诗3800余首；此外，何乔新《唐律群玉》、王莹《律诗类编》、王行《唐律诗选》、宋棠《唐人绝句精华》、杨廉《唐诗咏史绝句》等，均选近体诗。正如永乐十三年林谓：“近代言诗者，率喜唐律五七言”，体现了当时风气。 从编选体例看，或以体分编，如《唐诗品汇》按五古、七古（附歌行长篇）、五绝（附六绝）、七绝、五律、五排、七律（附七排）分列；或以类分编，如周叙《唐诗类编》、王莹《律诗类编》，吕炯《唐诗分类精选》，均按题材归类；或按韵分次，如康麟辑《雅音会编》“以一东、二冬等三十韵分布，以提其纲，取诗之同韵者以类从类，而详其目”，尚难看出哪种体例更受倚重。 从选编意图看，有的侧重于贯彻某种诗学观念或主张，如《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着眼于源流正变，宣扬崇正绌变的诗学观，显现了闽中诗派的诗学传统，明、清两代格调论唐诗学，即正式发端于此。《唐律诗选》注目于浑朴自然，推崇朱熹的“天道”法则，《唐律群玉》引导“读者因其辞，索其理，而反之身心焉，则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而有裨于风化”，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威力。有的侧重于展现某一时代的创作风貌，如吴复编《盛唐诗选》、尚冕辑《盛唐遗音》。有的力图存录地区人文资源的精粹，如《唐贤永嘉杂咏》、《唐贤岳阳楼诗》等佚名氏所编诗集。但大多有提供修习范例的实用目的，如高《唐诗品汇总叙》明言让“僻蹊、通庄、高门、邃室历历可指数”，“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王钝序康麟《雅音会编》称“其间四种、五法、七德、六义，旁犯、蹉对、假对、双声、叠韵，与夫正格、偏格、句法、句眼之类，一览而举在目前，其为后学启蒙者多矣”。 从入选诗人看，闽派诗人崇盛唐的观念，尚未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即如高极称开元、天宝，但《品汇》所选兼备有唐一代之制作。今北图藏明初抄本佚名辑《唐十八家诗》，亦堪称宏制，竟多晚唐诗人。而孙贲《七言集句诗序》所标举的诗例，涉及的诗人有11位，也多中晚唐诗人，其中虽就绝句而论，但谓“诸体之诗，以此求之，无有出于范围之外者矣”，则推及各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宋人选唐多取中晚的风气。 总体而言，弘治前唐诗文献的整理开发相对显得寂寥，选者观念不一，选本虽少，却显示出蓄势待发的气象，尤其是高二选，“终明之世，馆阁宗之”，成为有明一代的诗学范本，它预示着明人选唐诗，在这段序曲之后，将逐步进入高潮。 弘治初至隆庆末（1488—1572）：在这85年里，选诗的价值取向基本趋同，崇盛唐，尊李杜，主雅正，倡雄浑，注重体格声调的辨析，成为选诗的主导观念，明人选唐逐步进入高潮。 这一时期，复古派格调论影响下出版的唐人诗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李默、邹守愚辑《全唐诗选》18卷，选唐人诗1800首，杜甫、李白、王维诗最多，分体编排。曾才汉刻梓时叙此书：“盖盛唐之诗典则纯正，李杜二大家多为收采，初唐近于俪，晚唐流于弱，似失偏焉者。”崇盛唐、尊李杜、辨格调、主雅正，体现了格调论的精神意旨。 胡缵宗辑《唐雅》8卷，按体分编，胡氏自序谓“予于欲协欲谐而取之。故乐府必典则，古体必舂容，绝句必隽永，近体必雄浑，铿然如金，然如玉。”提出“协”“谐”二字为选诗标准，可见其以声调论诗、选诗取合乐的宗趣。诗间并附批点、笺校，卷内每一体前都有概论，提示该诗体的起源及其在唐代的发展状况，如卷八概论七律：“唐诗称雄于近代者，以七言近体，自工部以及谪仙、司、右丞、嘉州、新乡诸子，辞多雄浑壮丽，自成一代之音，可称于百世。夫大历诸君已不及开元诸公，况元和诸人哉?”称开元诸公的“雄浑壮丽”，绌大历以后诗人，与其自序中表露的宗趣吻合。在“前七子”最后一位诗人王九思谢世一年之际，即嘉靖三十一年，张逊业辑刻《唐十二家诗》问世，该书选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杜审言、沈期、宋之问、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12家诗集各2卷，包括赋篇，分体编排。从书末黄跋语看，昭示体格声调的源流变化，确立“正体”范式，是此选的主要动机。该选所定“十二家”，一直为后来的格调论者遵循，“后七子”们曾在一次聚会上谈论这部书，谢榛当即提出“十四家”为唐诗“楷范”，即以李、杜为主加入此“十二家”。张氏该书出版后，屡经后人校订重刊，只有编排体例上的调整，不曾有诗人诗作的变更，显示出它已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此外，蔡云程辑《唐律类钞》2卷，系从杨士弘、高所选唐诗中择取，录五、七言律诗约500首，蔡氏《自序》称：唐诗“法度森整”、“格律雄浑，意兴超逸”，该选“初、盛为多，中唐次之，晚唐间取之。”讲法度、重格律、倡雄浑、宗盛唐，其选诗的角度也是格调论。有的选本在“诗必盛唐”观念影响下，虽遵循格调论者的选诗范围，但对具体作品的选择标准有所变化，如张之象辑《唐雅》，录唐武德至开元间君臣唱酬之作千余篇，计诗17卷，赋颂4卷附后。书前有嘉靖二十年何良俊序，谓此编专取君臣唱酬之作，便于“上下之间”“精神流通”，《四库全书总目》谓：“盖是时七子之派方炽，故遵其‘诗必盛唐'之说也。”但此选与七子派对唐诗的接受视角不尽相同，带有明显的台阁趣味。在以格调论为主导的唐诗选本中，影响最大、最具权威的无疑是李攀龙的《古今诗删》中的选唐部分。该选显示李攀龙比前七子更固守格调，他的诗体流变意识更为苛严，更执著于“正”体。如李白、杜甫的最大成就分别在七言歌行和七律，李梦阳与何景明即以此为楷式，李攀龙却分别绳之以“初唐气格”和盛唐正体，称李白七古为“强弩之末”，杜甫七律“焉自放”，而王维、李颀的七律则“颇臻其妙”；又该选只录740首，李攀龙竟称“唐诗尽于此”。 此间，也有选本与上述选诗标准有些出入。如嘉靖十二年春樊鹏编成《初唐诗》3卷，选自贞观至开元间律诗，供时人师法。其《编初唐诗叙》明确提出：“律诗当于初唐求之，古诗当于汉魏求之”，“大历以后，锄而治之”。作为何景明的弟子，其间虽可看出继承乃师的痕迹，但何氏学初唐，仅就歌行而言，且只是“旁及”，樊鹏则提专学初唐律诗，认为初唐律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还有一些选本则以盛唐为基向下突破，入选中晚唐诗，如顾应祥辑《唐诗类钞》8卷，书前有嘉靖十一年顾氏自序，谓选唐诗者惟杨士弘《唐音》最为严格，“然中唐以后多有杰然脍炙人口者，俱不见录。”于是摘其中为世所称者增入。又如嘉靖二十九年蒋孝辑刻《中唐十二家诗集》78卷，刘长卿、卢纶、钱起、孙逖、崔峒、刘禹锡、张籍、王建、贾岛、李商隐等人诗集在其列。以“十二家”名称与张逊业选相呼应，扩而广之的意味十分明显。三年后，黄贯曾辑成《唐诗二十六家》50卷，其中选入皇甫曾、皇甫冉、权德舆、李益、司空曙、严维、顾况、韩、武元衡、李嘉、耿、秦系、郎士元、包何、包佶等人诗集，其理论宗旨已在《自序》中表白：“元和以后，沦于卑弱，无足取者。自武德迄于大历，英彦蔚兴，含毫振藻，各臻玄极，虽体裁不同，要皆洋洋乎尔雅矣。”这些，已远远突破前七子时“长歌取材李杜，近体定轨开元”⑩的界阈。但也必须看到，此一时期的突破，多未冲出“大历”下限，“元和以后”“无足取者”的观念带有一定普遍性；而且，此时入选中晚唐诗作，多基于“备众体”的观念，所谓“世间少此体不得”，并未真正肯定中晚唐诗的内在价值，如顾应祥《唐诗类钞序》称：“伯谦之意，正病诸家所选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乃今复以晚唐入之，欲以便观览云尔，非选也。”彭辂《唐诗衍调序》称“晚唐诸作，视往撰诚渐凡下，犹然诗也”，都认为晚唐诗格卑下， 入选只为备足一体。当然，也有人提及中晚唐诗的本体价值，但态度游移，不敢力倡，如蒋孝自序《中唐十二家诗集》，虽肯定中唐诗“格深律正，所以寄幽人贞士之怀，以发其忧沉郁抑之思者，盖已妙具诸品”，却首先指出其“不能窥望六义”，声明他梓中唐诗仅为“以赡口实”。从编选体例看，这一时期更热衷于按体分编，五、七、杂言，古、律、绝句，有条不紊，这又是基于他们以体格声调论诗的习性。 万历初至崇祯末（1573—1644）：历时72年，选诗出现多元取向，以盛唐为主的选本继续涌现，但取舍标准有所变化，长期遭受冷落的中晚唐诗被大量选入，选本规模朝着大而全的方向发展，明人选唐进入全盛期。 这一时期，弘扬格调论的唐诗选本继续出现，如赵完璧辑《唐诗合选》15卷，黄克缵、卫一凤辑《全唐风雅》12卷，郭辑《增定评注唐诗正声》12卷，周辑《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60卷，李沂辑《唐诗援》30卷，特别是出现多种以李攀龙《唐诗选》为底本的改编本，但与此前同类选诗比较起来，审美视角有所变化，那就是在体格与声调之外增添了才、情、趣等因素。如李辑《唐诗会选》10卷，选录唐人诗1900余首，所选各时期诗作的数量，以及书前《凡例》辨析各体的风格特征及源流派别，均显出格调论宗趣。然而其《自序》却提醒人们注意他选诗标准的新变化：“格力匪悟弗融，音调匪悟弗谐，气象匪悟弗神，意趣匪悟弗邃，其要尤在妙悟。……有当于心者，虽诸家之遗必取；无当于心者，虽诸家之选必删。”张可大辑《唐诗类韵》4卷，书前万历四十七年自序在把持“法”、“韵”、“气格”、“风骨”这些格调论传统“规矩”的同时，又说“昔人论诗，遂谓汉魏晋与盛唐天籁也，大历以还地籁也，晚唐人籁也。亦未必然。诗者，吟咏性情也，有理，有意，有兴，有趣。”张居仁辑《唐诗十二家类选》，系在张逊业所辑基础上，重新按类编选。其在万历二十四年自刻本卷首《小引》中说：“自谓唐人之才也、情也、趣也，尽是矣。”诸如此类，选唐诗从“格力、音调”出发，而能同时兼顾气象、意趣、才情、风神等因素，这是改良后的格调论在选诗中的运用与落实。 与格调论者重选盛唐相对抗，热衷于选中晚唐诗，是此时期选唐另一取向。如徐用吾《唐诗分类绳尺》7卷，选初唐24人，盛唐83人，中唐74人，晚唐100余人；刘生稣《唐诗七言律选》8卷，选初唐9人，盛唐10人，中唐42人，晚唐59人，中晚唐的入选数量占绝对优势。特别是中晚唐诗的专门选集纷纷问世，更能显示这种倾向。如陆汴辑《广十二家唐诗》81卷，朱之蕃辑《中唐十二家诗集》11卷，均选入储光羲、独孤及、孙逖、崔峒、钱起、刘长卿、刘禹锡、卢纶、张籍、王建、贾岛、李商隐12家诗；朱之蕃辑《晚唐十二家诗集》25卷，选入孟郊、郑谷、许浑、姚合、杜牧、薛能、李中、吴融、罗隐、李频、许棠、杜荀鹤12家诗；毕效钦在原录初盛《十家唐诗》的基础上，又增选中晚唐张祜、韩、秦系、耿、项斯、温庭筠、许浑、李咸用、李洞、曹松、于邺、刘沧12家诗，共23卷，书名循旧未改；李之桢辑《唐十家诗》，徐安贞、刘长卿、韦应物、李德裕、陆龟蒙、皮日休、许浑、郑谷、欧阳詹、黄滔10家中晚唐诗集入选，共51卷；尤其是崇祯年间毛晋选编一系列唐人合集，成效更为突出。他除合刊《唐人选唐诗八种》外，又辑《唐人八家诗》42卷，选入许浑、罗隐、李中、李群玉、李商隐、薛能、贾岛、李嘉8人诗集，此外，其《五唐人诗集》26卷、《唐人六集》42卷、《唐人四集》12卷、《唐三高僧集》47卷，尚选入皎然、窦常、窦牟、孟郊、窦群、王建、窦庠、窦巩、李绅、姚合、鲍溶、李贺、温庭筠、周贺、方干、韩、吴融、杜荀鹤、郑谷、齐己、贯休、韦庄等中晚唐人诗集，并逐一作跋，考镜版本，对诗人诗作多有评骘。与嘉靖年间选诗的拓展情况不同，此时不但冲破了“大历”下限，且选家对中、晚唐诗的理解显得特别深刻，如黄凤翔、詹仰庇辑，朱梧批点《琬琰清音》，书前朱梧自序称：“七言则傍及晚唐，以中唐而后始尽意兴之变，不可遗也”；李《唐诗会选凡例》谓晚唐绝句“妙悟透彻，托兴深远”，超过盛唐；陆时雍《唐诗镜》说中唐诗“去规模而得情趣”，是其“胜盛唐处”；他们都表现出类似识见。 突破各派观念的局限，选诗规模求大、范围求全，是此时选唐的又一价值取向。明初高《唐诗品汇》宗主盛唐，但备一代制作。进入前后七子时期，“总以盛唐为极工，评诗者亦多选盛诗而略中晚”，正如吴勉学所叹：“若风雅则列在学宫，汉魏六朝则具诸《诗纪》，独四唐未见全书。”明后期，这一状况有了改变，如黄德水、吴等人编《唐诗纪》，吴在书前的《凡例》中表述：“是编原举唐诗之全，以成一代之业，缘中晚篇什繁多，一时不能竣事。故先刻初盛，以急副海内之望，而中晚方在编摩，续刻有待。”其初衷为“举全”，惜“续刻”未成。即以今所见吴刻本而言，有目录34卷、初唐诗纪60卷、盛唐诗纪110卷，共录入初盛唐1300多家诗近万首，也堪称鸿编巨制。吴勉学辑《四唐汇诗》，今所见吴氏刻本有初唐汇诗70卷、盛唐汇诗224卷，但从该书《凡例》可知其欲仿高而汇全唐制作，规模超过400卷，惜亦未见中晚部分行世。这些汇选未见完璧，除有散佚之可能外，或与工程量大而致财力、人力、时间等不济有关。已卒业者如张之象辑、王彻补订《唐诗类苑》200卷，录唐诗人千余家诗数万首，按39大类排列，不加品裁，力求全备，虽不免失之冗滥，然规模繁富。臧懋循辑《唐诗所》，《自序》云：“姑以初盛为前集，寻以中晚为后集，以中晚之可抑者为别集。”今存臧氏雕虫馆刻本47卷，只录初盛唐诗，但据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六对此书所作的介评，可知全书业已告竣。曹学辑《唐诗选》110卷，自序称：“自唐六家诗而至近代之《诗删》、《诗归》，皆偏师特至，自成队伍；高氏《品汇》独得其大全。予之选亦惟仿其全者而已矣。”该选为曹氏《石仓十二代诗选》的唐代部分，原书所录，自古选至明代达千余卷，以唐诗编选最为精粹。由选“全”而走向真正的宏备，则是胡震亨的《唐音统签》。该书达1033卷，按天干之数分为10签，自甲签至壬签共1000卷，依时代先后辑录唐五代人诗，取材不仅遍及唐人诗集，还补入不少佚诗和断章零句，这已不再是“选”，而是唐人诗作的一次总汇，其影响直接玉成了清修《全唐诗》。 二 明人选唐诗体现着选家的价值取向，选家的价值观又取决于他个人的学识及其所处的社会人文环境。文学思潮的变化，文化背景的转换，学术精神的更迭，社会心态的变迁，都在“选”中得以体现。将这些予以揭示，可以进一步挖掘明人选唐的深层历史动因。 首先，不同时期选诗的价值取向与当时的文学思潮基本一致，其编选以特定的文学观念为指导，成书后又为该观念的传播推波助澜。大体说来，明代诗学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因循中探索、第二阶段的破旧立新和第三阶段的推陈出新。明代诗坛在第一阶段因袭宋元旧习，同时探索新的路径，选学领域对唐诗的重视恰显示出明初人继踵元代宗唐得古的余绪。选唐没有统一的趋尚，但《唐诗品汇》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唐音之流于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 第二阶段，明人的任务是破旧立新，七子派从破宋型诗入手，兼及与之脐连的中晚唐诗，“诗必盛唐”的倡扬打破了明前期沉寂多年的局面，直接促成了唐诗选学的发达。七子派成为诗坛的强势主流，使得选诗形成以盛唐为主、以“格调”为宗“定向开发”的局面。如选《唐雅》的胡缵宗本来就和李梦阳友善，而称“汉、魏有诗，梁、陈、隋无诗；唐有诗，宋、元无诗”，也与前七子同声相应。又如选《唐十二家诗》的张逊业，他序《杨炯集》时说：“五言古诗，唐人各自成家，备一代制可也，然以汉魏镜之，人人悬绝矣。”这与李攀龙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的观念一致。而李攀龙选唐诗，本身就是为格调论树帜，胡震亨《唐音癸签》谓“此编一出，学者尤宗之。”其时选诗的不同趋尚也是文学思潮的反映。钱谦益即谓：“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与陈约之辈，一变为初唐，于时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习尚初唐确曾形成气候，当时除唐顺之（字应德）、陈束（字约之）外，薛蕙、高叔嗣、王格、王廷陈、熊士选等人均好为初唐体且颇有名气。入选中晚唐诗也体现了当时观念的变化，刘绘就对“世分一代初、盛、中、晚而妄错高下”极为不满。其实，即便在七子派内部，“诗必盛唐”的观念也在悄然生变，尤其是王世贞兄弟对诗歌发展渐变过程的论说，淡化了“四唐”之绝对界沟，对中晚唐诗表现出一定的宽容。但总体上看，此时选唐的“突破”，仍未脱离格调论的基本观念，只是对其接受范围的拓展，这正体现出以前后七子为核心的格调论诗学乃诗坛的绝对主流，印证了《明史-李梦阳传》所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第三阶段明人的任务是推陈出新：性灵论的崛起，格调论的抗争与改良，折中调和观的出现，实学思潮的勃兴，无不在积极探索新的途径，尝试建构新的范式。因此，明后期选唐呈全面突破的态势。例如，与泰州学派异端思潮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影响有关，关注作品所体现的才、情、趣，是万历年间较为普遍的审美风尚，新兴的性灵派作家及七子派如王世贞、王世懋、屠隆、胡应麟、李维桢等人，都有相关论述，此时格调论选诗标准增添才、情、趣等因素，正是这一思潮的体现。而公安派旗手袁宏道从“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的观念出发，称“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从尊重诗人的“性灵”到肯定诗歌的新变，从破除七子派“诗必盛唐”的“格套”到推举中晚唐诗，于是，叶向高《精注百家唐诗汇选叙》所谓“诗必研穷中晚，方尽诗家之变”，几成诗坛共识。 其次，选诗体现了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由对立走向融通互补，由此也显示了唐诗美学传统的生命活力。明代对立的文学思潮，最突出的有两对：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以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与公安派的对立。但有趣的是，无论是唐宋派还是公安派，他们在主张直抒胸臆、反对复古派“诗必盛唐”的同时，不但没有否定唐诗本身的价值，反而对它作了别开生面、新意层出的阐释，并拓宽了唐诗的接受领域。王慎中称盛唐之诗“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风骨”，是不袭格套人人独创的典范，唐顺之则以“一变为初唐”对抗复古派的“剽窃云扰”；袁宏道认为“唐人妙处，正在无法”，“无法”是“李唐所以度越千古”的奥秘，江盈科称“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视唐诗为诗人真性灵的自然流露，视真性灵为唐诗千载常新的生命之源，将法度的唐诗还原于性灵的唐诗，这是对唐诗内在精神的发掘。公安派冲破“诗必盛唐”的“格套”，又以李贺、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为师，致使不同风格的唐诗均得以受到重视，特别是中晚唐诗人纷纷登上前台，使得明代唐诗学在宗初盛唐的基础上得以奏全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盛兴，万历中叶后唐诗文献的整理与开发掀起超乎以往的新高潮，这是师心派始料未及的。 因此，如果从明代唐诗选学的发达进程看，前期为发生期，中期为成长期，后期为全盛期，而“全盛”面貌的出现，竟然是在反复古的公安派兴起之后。这一现象显示：在明代选学领域，不同文学思潮对立的结果是融通互补。无论是格调论者选诗标准的改良，还是以大而全的视野选唐诗，都体现出这一特征。而直接以互补融通为取向的选本也不少，如钟惺与谭元春辑《唐诗归》36卷，强调“以古人为归”，是对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反拨，标举唐诗含蓄浑厚的风格，可矫公安派浅俗率易之病；要求取唐人之精神，欲避免七子派末流徒袭体貌，又带有个性思潮的特色。陆时雍编《唐诗镜》54卷，在格调与性灵之间寻找中间道路：格调太板，“好大好高”；性灵太活，“好奇好异”；取其中行，神韵成为最佳选择。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汝询辑《汇编唐诗十集》，系在高《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钟、谭《唐诗归》和唐汝询《唐诗解》四家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折衷、集合而成，明天启三年原刊本前《自序》谓，高选体格纯正，而高华、雄浑未全；李选高华且雄浑，却流于单一而刻板，于秀逸之作不能尽收；钟、谭所选虽则秀逸，但索隐钩奇，有乖风雅，字评句品，竟略体裁。于是，他集合三家，连同自己所作《唐诗解》，辨析观点之异同，力求使“高之纯雅、李之高华、钟之秀逸，并显而不杂”；而对“所谓庸者、套者、偏僻者，各加议论，以标出之”。这一意图贯彻在该书的编选体例中，扬各家之长，有助于相互比较和调剂。这类综合性选本的出现，是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由对立走向互补的结果，由此也显示出唐诗美学传统具有“千岁而新”的生命活力。 再次，选唐视野由逼仄趋向阔大，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精神。明前期选唐远未形成风气，留传下来的唐诗选本不多。如元杨士弘的《唐音》，即是流行其时的权威选本，梁潜称：“唐诸家之诗，自襄城杨伯谦所选外，几废不见于世。虽予亦以为伯谦择之精矣，其余虽不见无伤也。”杨士奇和李东阳也有类似表述。《唐音》在明前期当大量刊刻，以致今天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十一卷本两种刻本（一标“明初”刻本，一为正统七年道立书堂刻本）、十卷本两种刻本（魏氏仁实堂刻本、成化二十三年溪书堂刻本）。正德时大量出现唐诗的重刊、汇刻，是前七子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标志，说明人们对前七子产生了感性上的认同，因而书商通过“现买现卖”的方式迅速迎合社会需要；进入嘉靖后，已经过一定时间的思想积累，而嘉靖初不同观点的交锋，又促使人们从中强化或深化自己的认识，于是，经过选家深思熟虑精心裁鉴的唐诗选本得以盛行于世。选诗普遍重初盛唐，显示人们对“规范”的尊重。嘉靖后，中央及地方官府、藩王府等都有规模很大的刻书机构，民间的书肆更是遍布全国，这又为唐诗选本的大量面世，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 明后期，人们的视野趋于开阔，思想更为通脱，选唐求大求全。出现通跨全唐的大型汇选，固然取决于长时间唐诗文献的丰厚积累，尤其是中晚唐诗在后期得到大规模整理开发，但更主要的是思想观念在起作用。如成就《唐音统签》的胡震亨思想就很通脱，他认为《唐诗品汇》“即繁杂而得奏全勋”，指出它“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对纵贯有明一代的“唐人七律第一”之争，他以一句“‘转益多师是汝师'，何必取宗一篇，效痴人作此生活”予以了断。这些，都显示出不拘一格的恢弘气度。这种恢弘气度，体现了晚明宽宏的学术精神。即以七子派后学而言，胡应麟强调“博观”，主张参六代、三唐以及宋诗，屠隆认为“诗道亦广矣”，“苟臻妙境，各自可采”，批评李攀龙选唐诗“自视大而视宇宙小”，李维桢认同“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的说法，许学夷称：“学诗者，识贵高，见贵广。不上探《三百篇》、《楚骚》、汉、魏，则识不高；不遍观元和、晚唐、宋人，则见不广。”37在这样的认识下，唐诗，作为“淳厚之脉不绝于天地之间”38的有机体而被整体重视，也就理所当然。 晚明这种宽宏的学术精神又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如果说由王阳明心学而演变的极端个性思潮解脱了人们思想上的束缚，让人充分尊重每一个体的自由心性，从“众偏之所凑”中得其“富有”与“大全”，那么，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球仪和世界地图，则打开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窗：“它改变了中国人心中、眼中的世界图像：在这幅地图中，人们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圆形的，中国不再雄踞世界的中心，而是和很多国家一样，错落地分布在这个圆形的世界上，中国也不再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能以全景式的视野看世界，也会以全景式的眼光选唐诗。除此之外，也与晚明商业经济的高度发达有关：“商人的世界观与终老一村的农民恰恰相反，也和不出户牖专讲心性的儒者不同”，他们“必须了解广大的外在世界”。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商人的世界观，在“士商混而不分”的时期，极易形成一种通脱宏远的学术精神，完全有可能影响选家不局一隅、胸怀全唐的价值取向。 最后，选诗由崇尚高格逸调到偏好风情声色，审美趣味的转换体现了社会心态的变迁。元明易代，汉族人从异族手中夺回政权。朱元璋要求衣冠如唐制，体现了他对唐人精神风貌的怀恋和憧憬。明初人能接续元代宗唐余绪，当与此心态有关。而历时十八年的“弘治中兴”，使得明初以来一直备受压制的士人终于挺起腰杆，他们积极进取，希图再创汉唐盛世。复古派成员大都是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诗人，他们倡扬摹拟汉唐的高格逸调，正是这种理想心态的体现，“诗必盛唐”的口号蕴涵着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憧憬和信念，以此为价值取向的唐诗选本同样体现了积极的社会心态。 明代后期，政治险恶，许多人心灰意冷，绝意仕进，或任情放纵溺于声色，或怡情自适逍遥园林；泰州学派公开宣扬自然人性论，又给任情纵欲、怡情自适的行为提供了哲学基础；社会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也膨胀了奢靡无度的享乐心态。明末陈子龙指出：“至万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乐，百事堕坏；而文人墨客所为诗歌，非祖述长庆，以绳枢瓮牖之谈为清真，则学步香奁，以残膏剩粉之资为芳泽。”这也体现在选唐活动中。“祖述长庆”，可以徐守铭、马元调选择元稹、白居易诗文集刊刻为代表。徐辑《元白长庆集》收元稹长庆集9卷、白居易长庆集22卷；马辑《元白长庆集》收元氏长庆集60卷补遗6卷附录1卷、白氏长庆集71卷目录2卷附录1卷。元、白之诗多写情事，语言流易，缠绵悱恻，曾被杜牧斥为“氵㸒言亵语”，在前后七子排斥之列。“祖述长庆”之风，实为以自适为乐的公安派所激扬：袁宏道将元、白与韩、柳、欧阳修并称为“诗之圣”，袁中道认为“李、杜、元、白，各有其神”，袁宗道崇拜白居易、苏轼而取号“白苏居士”，江盈科《雪涛诗评》说白氏“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异事同功。”“学步香奁”的风气也在选诗中得以体现，如周履靖辑《香奁诗》12卷；韩以“柳巷青楼”、“金闺绣户”为“风流”的《香奁集》，被选入姚希孟《合刻西昆集》、毛晋《五唐人集》；最有代表性的是杨肇祉选编《唐诗艳逸品》（一本题为《唐诗四种》）。天启元年闵一校本按体排列，其中《名媛集》收诗91首，《香奁集》收105首，《观妓集》69首，《名花集》108首，兼收历代诗人学者有关评语。在书前自序中，杨肇祉明确表露他对艳诗的偏好，认为唐诗之艳逸者，“巧缀英蕤，姿态醒目”、“天然意致，机趣动人”。具体选编标准在《凡例》中表述，概言之，以能令读者“起艳逸之思”（如女郎之丰姿体态、花之香与色）为基准，表现出好尚声色、怡情自适的情调。这种情调在明后期非常普遍，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的周诗雅，就将自己所选唐诗取名为《唐诗艳》，据其自序，山水、园林、香花、美女、盛宴都在“艳”之列，“游名园，对美人，御盛馔，都向三者之外寻讨，是予新新之所寄也”，充分表露他选唐诗以怡情悦性的动机。姚希孟《合刻中晚名家集序》也特别致赏唐诗“纠绸旖旎之思，之骨，芬郁兰之香，灼烁芙蕖之色”。这种情调非常符合商业发展中的市民趣味。明代社会由济世事功的理想心态到纵情自适的享乐心态，就这样在选学领域里得以生动体现。 从对明人选唐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蕴涵的探索中，或许我们还能得到一点启示。人类文化好似一根生生不息的生命线，无论你是否喜欢，都无法割断传统和当代之间的血脉联系。唐诗鲜明的美学质性，在中国历史上业已形成不可替代的美学传统，性灵派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结果却促成了唐诗选学的全面盛兴。作为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唐诗的传播、保存、整理和加工，千余年来从未中辍。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只要识字的人都曾受过唐诗的泽润，唐诗仍然作为一种品味高雅的大众文化深受当代人喜爱。在现代生活节奏中，习惯于享受文化快餐的普通读者，将更乐于接受少而精的唐诗选本。近些年来，适应市场需求，唐诗选本层出不穷，大到汇选系列，小到袖珍图书，有适合大学文化以上读者、具一定学术含量的评注本，也有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通俗直观的插图本，这些形形色色的选本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弘扬了民族文化，但总体而言，精品不多，尤其是为数不少的针对中小学生的唐诗读本，不但选诗显得过于随意，甚且错误频仍。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每一个流向大众的唐诗选本，都担负着传播文化、承传文明的历史使命，都代表了读者心目中的“唐诗”，都有可能引导或培养某种审美趣味，我们就应该多一份“选诗诚难”的理性认知，像选《诗归》的锺惺那样，视“选古人诗”为“自著一书”，清醒地意识到选家所承载的社会责任，这样，蕴涵了民族审美经验和民族精神的唐诗，必将在提高国民素养、培养人文精神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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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2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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