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扬之水 于 2019-11-3 16:38 编辑
《诗人玉屑》的诗识观 [摘要]《诗人玉屑》是南宋末期一部重要的诗话总集,它收罗了以两宋诗话为主的众多诗歌理论资料, 并体现出编者魏庆之的诗学意旨。其中诗识观念是魏庆之首先标举的,在全书中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此对《诗人玉屑》中诗识观念的提出、 诗识获得的途径、 诗识的目的以及意义分作阐述, 以期为我们了解魏庆之的诗学观及其在宋诗学中的地位提供一个视角。 [关键词] 诗人玉屑;魏庆之;诗识观 南宋末期诗人魏庆之《诗人玉屑》收录了两宋以及两宋之 前的诗话、笔记、史书、文集以及个人言语一百多种编成一书,对宋以前的诗论资料有集大成之用,魏庆之对这些诗论资料不仅仅是简单的搜罗汇集,而是在加工编辑的过程中也贯穿了自己的诗学意旨。其首先标举的即是诗识观念,这既符合《诗人玉屑》的编辑用心,在宋末江湖诗派盛行的诗坛也具有 矫正偏弊的作用,同时《诗人玉屑》的汇编性质客观上也反映了宋人对于“诗识”问题的认识,体现出宋人面对前人文学遗产的态度。以下即对《诗人玉屑》中诗识观念的提出、诗识获得的途径、诗识的目的以及意义分作阐述,以期为我们了解魏 庆之的诗学观及其在宋诗学中的地位提供一个视角。 一、“以识为主” 的标举 “识” 从字义上来说,既可以指知识,也可以指一种辨别事 物美丑是非的能力。因而“诗识” 既指有关诗歌创作的知识,也指对诗歌好坏的一种鉴别判断能力。在《诗人玉屑》 中,“诗识”也有这两种意思,书中介绍了不少具体的诗歌创作方法,如命意、句法、造语、下字、属对、用事等,不过魏庆之更强调的是后一种意思,即对诗歌美的判断力,这种审美判断力是学习、写作诗歌的必要前提。卷一开篇收录的是《沧浪诗话 ·诗辨》篇, 明确标举“ 以识为主”, 提出“诗识”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玉屑本”与“吟卷本”《沧浪诗话》在诗识问题上编排的不同来探讨这个问题。众所周知,《诗人玉屑》因保存了《沧浪诗话》全文而得到人们关注 ,但人们的落脚点还是在《沧浪诗话》 本身。《沧浪诗话》有“吟卷本”对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接近《沧浪诗话》原貌人们争论不休,目前尚未定论。这里我们暂且不考虑《沧浪诗话》版本问题 ,而是从“玉屑本” 《沧浪诗话》 的编排来看魏庆之的诗学观。 “玉屑本”《沧浪诗话》与“吟卷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诗辨》篇开头部分的段落在安置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异。“玉屑本”首先以“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一段开头,第二与第三段分别是“铸之法有五”和“恃之品有”,然后才是“弹家者流”一段;而 “ 吟卷本”开头则就是“禅家者流”一段,紧接以“呋学诗者以识为主”一段;两段合为一大段,然后才是“诗之法有五”合“铸之品有九”两段。 这种段落安置的不同,并不仅仅是顺序颠倒的问题 ,而意味着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说“吟卷本”以“禅家者流”一段为开篇之首,强调的是诗禅说的话,那么“玉屑本”以“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开篇,强调的重点就在诗识上。郭绍虞先生作 《沧浪诗话校释》、《诗辨》 篇的结构顺序依据的是“玉屑本”, 郭 先生认为《沧浪诗话》一书论诗,“关键在一‘识’字。《诗辨》开端第一句,‘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开宗明义。已极明显”。如果说严羽《沧浪诗话》原貌是 “ 玉屑本”,那么此说当是。而魏庆之加以全文收录, 也说明魏庆之是极重“诗识”的。 如果《 沧浪诗话》的原貌是“吟卷本”,那就说明《诗人玉屑》对《沧浪诗话》的顺序做了改动,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如前所述,魏庆之编辑《诗人玉屑》是有自己的诗学意旨的,在编选过程中,他不仅仅是对所选诗话进行简单的直接抄录,而是会对原来的一些诗话材料进行加工处理,或者删取、 或者合分,还有倒置等等,其目的是要体现自己所强调的诗学重点,并构建一个带有自己色彩的诗学体系。因此《诗人玉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校勘文本,因为他对原来诗话多少有些改动,黄霖等人即认为“玉屑本”《沧浪诗话》不可信。如果魏庆之对《沧浪诗话》做了改动,也就是说魏庆之将“夫学诗者以识为主”一段提到了开首 ,那么这更能说明魏庆之对“诗识”的看重。 这一点从他给严羽这段诗论所加的小标题上也可以看出。《诗人玉屑》中, 魏庆之给每条诗话都加上标题,概括自己对所摘诗话的理解,这在宋代诗话中也是少见的做法,给人提纲挈领、一目了然之感。在这段诗话中,魏庆之所加的标题为“沧浪谓当学古人之诗”,也就是说他认为严羽的《诗辨》篇是讲要学古人之诗的,通过学古来获得“诗识”鉴别力,虽然这个概括并不全面,因为它忽略了“兴趣”、“别材别趣”、“人神”这些重要命题,也可能不能完全代表严羽的本意,但是却恰恰说明魏庆之对严羽这段话的理解是从要学习古人诗的角度去理解的, 通过熟读、学习古代各家之诗,领悟到诗之“真识”。 由此可见,不管魏庆之对《沧浪诗话》 是否有过改动,其对于诗识的标举是毋庸置疑的。魏庆之不仅将此段放在开篇,而且紧接着编排“诗法”一节,标为“诗辨第一”、‘ 诗法第二”,或许认为获得诗识是诗歌创作的前提,只有具备了诗识”之后才可以谈诗法。也就是说诗识的具备成为学诗者主体修养最重要的因素,甚至是进行诗歌创作前的必备条件。 二、参与悟 :获得“诗识”的途径 那么,这种对诗歌的审美感受力和鉴别力如何获得呢? 从魏庆之收录的严羽这段诗论来看,“诗识”的获得,与“悟”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因为它是以“晤”的方式进行的。“悟”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 “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要获得“透彻之悟”就必须“熟参”,即广泛研读诗歌并加以体味其中的审美特陛,“朝夕讽”、“雷云酿胸中”,在遍观、熟读百家的基础上斟酌、比较、体验,辨别“真是非”,分出诗的第一义和第二义,对第一义的诗歌反复揣摩,学诗的“向上一路”,领会其艺术精神。如果坚持长期这样做、下功夫 读古人的好诗,就会获得透彻之悟,这种“透彻之悟”才是诗之真识。于是由“参”到“悟”,作者提供了获得“识”的途径。 在卷五“初学蹊径”中魏庆之收录的 l 2条诗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这种熟读、熟参的强调。如“学古”条第二小条引东坡语:“熟读毛诗国风、离骚, 曲折尽在是矣。”“勤读多为”条引欧阳修语,欧公认为写诗:“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欧阳修、苏轼分别是北宋前期、中期的诗坛领袖,他们也主张要多读古人诗,诗歌妙处尽在其中。 熟读古人诗歌,加以揣摩酝酿,更是宋诗主流江西诗派的诗学主张。诗坛领袖黄庭坚明确提出:“敬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悟道。”借用佛家禅语,强调“以识为主”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具备了识,才可悟出诗道,这个道应该是指诗歌创作的本质规律、审美规律。而代表人物韩驹、后学吕本中等更是加以倡导、继承和发扬 ,“陵阳谓诗本于读书”、“陵阳论诗本于学”两条即出自韩驹的言论,认为学诗者一定要多读多学,如果不专意学习,则很快就会退步。而多读多学的关键就是要悟人,如“悟人”条出自吕本中的《童蒙诗训》: 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矣。 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度越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 ,顿悟笔法,如张者 ,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 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非独作文、学书而然也。 这两条诗话形象生动地阐述了这种主观体验活动,强调学诗者要胸中专意于写诗这件事,肯时刻悟之,不怕下苦功,则自然会得其神妙而度越诸子。这种由熟参而有所悟人与严羽诗论的主张是一致的。对于这种过程,今人周裕锴先生分析说:“通过对诗歌范本的讽咏玩味,使其声音节奏沉入筋骨里去,使其神理气韵沉人心灵里去。从低标准来看,这种讽咏玩味可在喉舌筋肉上留下痕迹,通过所谓“内模仿”,久之形成一种习惯性的筋肉活动,从而对诗的气脉是否畅通、 音律是否和谐深有体会⋯⋯从高标准来看,这种讽咏玩味可达到对诗歌审美特性和艺术创作规律的透彻理解,或是对某种审美理想、审美趣味的会心领悟,而这种理解和领悟是非概念非分析的‘妙悟’,即一种直觉式的智慧。” 那么什么样的诗在宋人眼中是值得读的好诗呢? 从《诗人玉屑》收录的诗话来看,苏轼认为要读《诗经》、《楚辞》(“学古”第二条 ),陈师道认为“”要以子美为师”(“向背”条),吕本中认为:“概学诗,须以三百篇 、楚辞及汉、魏间人诗为主,方见古人好处。”(‘学古”第一小条 ) 南宋著名理学家也是文学家的朱熹教人多学陶渊明、柳宗元 、韦应物、 六朝诗 , 尤其是李杜诗歌 (“ 晦庵诲人学陶柳选诗韦苏州”条、“ 晦庵诲人学六朝李杜”条 ) 。这么看来,宋以前的优秀的经典诗歌诗经、楚辞、汉魏古诗、六朝诗以及唐诗等都是值得学习的对象。 有一点不同的是,尽管吕本中也提出遍考前作,但是杜甫诗歌无疑是江西诗派推崇的典范 ,但收录的严羽诗论则显然取径更为广泛 ,上至楚辞下至苏黄诗歌都是要学习的对象,而且严羽对如何学这些诗歌也提出了要求:“人门须正, 立志须高。 ”学习时要有个先后顺序:“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人。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对《楚辞》、李杜盛唐诗尤为推崇,认为这是入门正、 立志高,‘谓之向上一路 ,谓之直截根源, 谓之顿门, 谓之单刀直人也”。对于汉魏至宋的诗歌,严羽显然也有个先后标准:“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公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亦有不能隐者。”尽管有厚古薄今之嫌,但是作者这样的识见却是值得肯定的,反映出严羽对文学演变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尽管严羽诗论有严厉针对江西诗派的内容,但是反对的只是 “以文字为诗, 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江西末流,他主张不仅要学杜诗,而且要熟参前人诗作获得“诗悟”、“诗识”这种学诗门径却和江西诗派的学古主张是一致的。《诗人玉屑》中魏庆之看重的又恰恰是严羽论诗识的主张,将其收在开篇,又在卷五等部分收录了江西诗派的重诗识的诗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合了江西诗派与严羽诗论的矛盾,拓展了学诗取向和门路,强调了“诗识”的重要性,这也可以看作这是宋人在诗识问题上的一个总结。 三、自成一家 :获得“识”的目的 通过勤读熟参前人的优秀诗作获得诗识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形成这种审美判断力,更重要的是为了实践,即创作出好的诗歌。因此获得诗识是诗人认识活动的暂时结束,要写出好的诗歌,还需在获得诗识之后,多作仿效、摹写。如欧阳修所言,除了“勤读”,还要“多为”,《诗人玉屑》“学古”第一小条将学诗过程讲得很朴实:“学诗须是熟看古人诗,求其用心处。盖一语一句不苟作也。 如此看了,须是一自家下笔要追及之。不问追及与不及,但只是当如此学,久之自有个道理。”在欧阳修看了,学诗没有什么秘诀,先读古人诗,悟出其用心处,再加以仿效摹写,努力达到古人的高度。哪怕开始写的不好也没关系,久而久之自然便会领悟。这里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不断模仿学习的过程中,也许再次获得新的认识,而这个新的认识又会促进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所以“久之自有个道理”。但是前提还是要先读书,此条诗话最后说到‘若今人不学不看古人做诗样子,便要与古人齐肩,恐无此道理”。总之,要想写出好的诗歌,熟读勤写非常重要,“艺之熟者必精, 理势然也” (“艺熟必精”条) 。魏庆之强调学古, 提倡诗识,是要写出好的诗歌, 但他对好的诗歌的理解是指要对前人有所超越,能够自成一家,卷五“韧学蹊径”的“忌随人后”条就是反对诗歌创作陈腐守旧的,其云: “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 ,终为人之臣仆 ,古人讥屋下架屋 ,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苕溪渔隐曰:“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 ,不能 变化,自出心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 文章最忌随人后。’ 诚至论也。” 先学习古人的经典之作,从中获得关于诗歌创作的领悟,再由模仿到自成一家,才是魏庆之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其实这不仅是魏庆之的愿望,更是有宋一代诗人所追求的目标,学古的目的不是为了趋同,而是为了求异、为了超越。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曾比较过唐宋诗学的不同,说‘唐代诗学的绝大部分内容或者得意地重申已有的真理,或者谈论职业技巧,或者提醒诗人如何避免尴尬的错误。宋代的诗学越来越关心如何创作伟大的诗歌。兴趣的转移大概说明了自信的丧失”。面对前人尤其是唐代众体兼备、风清骨峻、几近完美的诗歌,宋人是尴尬的,不过不管他们是否不自信, 他们也确实在不断探索诗歌创作艺术,试图另辟蹊径、别为一体,走出与唐诗不一样的天地。 四、 魏庆之标举“诗识”的意义 最早在文论中出现“识”的概念是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 :“月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前千剑而后识器。”这里的“识”作动词用,只有大量阅读和研习各种文学作品,认识和掌握文学的本质规律和特点,才能对具体作品的优劣做出正确的甄别。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鼎盛期,其诗学理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格类著作中,在这些诗格作品中人们探讨有关诗歌创作的方法,探索诗歌艺术,这属于有关诗歌创作的知识,但是对于对诗歌鉴别能力的“识”的概念还没明确提出。不过杜甫诗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 汝师”也已经认识到读书辨识的重要,而唐代史家刘知几提出的“史有三长:才、 学、“识”也为后来诗论中“识”的出现做了铺垫。到了宋代,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富诗作,如何刨作出超越前人的诗歌成为摆在宋人面前的问题。大量诗话的涌现反映了宋人对于诗艺的汲汲追求,而“识”也成为一个颇受人们 关注的概念。不管是宗杜的江西诗派,还是学晚唐的四灵、江湖诗派,都是希望借学古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魏庆之站在南宋诗坛的末期, 对诗识问题显然有了更通达的认识,他对诗识观念的强调更有着顺应诗坛、切中时弊的作用。 其一,魏庆之开篇即标举诗识论,符合《诗人玉屑》的编辑用心,这种用心在黄升序言中已被指出:“《总龟》最为疏驳,其可取者惟《苕溪丛话》;然贪多务得,不泛则冗,求其有益于诗者,如披砂简金,闷闷而后得之,故观者或不能终卷。友人魏菊庄,诗家之良医师也,乃出新意,别为是编。”《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是北宋两部诗话总集 ,但魏庆之不满《诗话总龟》 的疏驳和《苕溪丛话》的繁杂,希望能给时人清楚简明地提供学诗门径,能够 “有补于诗道”而编成此书的,其书命名为《诗人玉屑》,即意谓点点玉屑,一字一句,皆能成为写诗者之、指南也。因此和另外两部诗话总集不同,魏庆之的 《诗人玉屑》不重考证人事,重诗法诗评,而其诗识论可以说是诗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标举诗识论之后,魏庆之在卷一至卷十一又分列“诗法”、“诗体”、“句法”、“命意”、“造语”、“下宇”、“用事”、“押韵”、“押韵”、“属对”、“锻炼”、“沿袭”、“点化”、“托物”、“讽兴”诸节,对诗歌创作的每个环节都有所涉及,从而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有序的诗法体系。韦居安《梅硐诗话》云:“( 魏庆之 ) 所著《诗人玉屑》, 编类颇精密,诸公多称之。”如果说这部分的诗法内容还只是获得了基本的诗歌创作知识 ,那么下半部分具体品评两汉以下的历代诗人及作品则是为了给学诗者“富其见闻”,也是为了让学诗者扩大见识,提高审美判断的能力。所以整本书的编排也印证了魏庆之对诗识观念的重视。 其二, 诗识论的标举在宋末也具有矫正偏弊的作用,其时江湖诗派盛行,崇尚晚唐,反对江西诗风好用典故、好发议论的做法,主张自出胸臆,抒情写意。但也普遍出现格局狭仄、语言浅俗好尽的局面,虽然身为江湖诗人,但是魏庆之既不反对宗杜的江西诗派,也不附和学习晚唐的江湖诗人(《诗人玉屑》中较少收录江湖诗人的诗论),对反江西、反江湖的严羽诗论又较认可,《诗人玉屑》收录了这些较有识见的诗论,以更开阔通达的眼光看待如何对待古人诗歌的问题。从其收录的诗话看魏庆之对宗晚唐的做法并不完全肯定,而是认为要学习诗经、楚词、 汉魏古诗以及盛唐诗歌,这就摆脱了一味标榜晚唐的局限,取径广泛,具有补救时弊的作用。《诗人玉屑》的编成在当时即产生广泛的影响,黄升序言云:“方今海内诗人林立,是书既行,皆得灵方。” 另外, 《诗人玉屑》 是一部汇编性质的诗话总集,搜罗的诗话数量丰富, 魏庆之又加以精心择取、兼收并蓄,在宋诗学上具有集大成性质,其所收录的关于诗识的诗话同样也是具有总结性与代表性的,反映了宋人在面对前人文学遗产时既谦虚好学但又不甘落后,希望有所突破的追求精神,这也正是宋人的可贵之处。综观宋人诗歌的创造实践,正是在对前人尤其是唐代诗歌的学习中不断求新求变而取得了自身的成就,虽没有超过唐诗,但却也足可与唐诗比肩媲美。 当然,对诗识观念的一味提倡也有局限之处。综观《诗人玉屑》全书,魏庆之并没有收录陆游 “工夫在诗外”之类的主张,这说明他忽略了诗歌创作的源头是丰富的外部的社会生活,只从诗歌内部来寻求创作灵感与源泉,其实犯了以流代源的错误。但尽管如此,诗识的标举在当时还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主张多向前人学习的艺术态度在现在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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