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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摘要：《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祜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胡仔的《苕溪道隐丛话》因取舍精严著称，是宋代诗学研究的必备资料。它分前后两集，其中《前集》60 卷 ，《后集)40 卷。但该书的价值并不局限于诗话别集的简单汇总和资料的收集分类，其问也体现出极为宝贵的宋诗史价值，如：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历程作了生动细致的描述；着力解读了宋诗的主要取法对象；阐述了宋诗的基本创作特征；评点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韵；考察了作家 的性格特征及其诗风的发展变化等。惜前人对此论之甚少，故笔者不揣浅陋，以求圆照。 一、该书清晰地描述了北宋的诗歌发展史 1．宋初三体的模仿 如果说胡仔的《苕溪 渔隐丛话》对唐诗史的论述在体系上还略欠圆融，那么，他对北宋诗史的论述就颇为详备了。唐诗发展到晚唐五代时期，气骨顿衰。宋初诗歌承其余绪，依然处于模仿、探索阶段。宋人取法对象不同，主要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诗人。白体诗人学习白乐天，有徐铉、李防等人，以王元之为代表 ： 蔡宽夫《诗话》云：“国初 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 ，故王黄州主盟一时。” 西昆体诗人学习李义山、唐彦谦 ，主要 有晏殊、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他们承当时升平气象而起，主盟一时，诗坛风尚为之一变。 蔡宽夫《诗话》云 ：“祥符 、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 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 诗坛对于该派诗人的评价是毁誉参半：诟病者谓其使事用典，语 意流于轻浅；褒之者称其句法工整，气韵生动，雄深雅健。 《隐居诗话》云：“杨亿、刘筠作诗务故实，而语意轻浅，一时慕之，号西昆体，识者病之。欧公云：‘大年诗有峭帆横度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此何害为佳句。’余见刘子仪诗句有‘雨势宫城阔，秋声禁树多’，亦不可诬也。” 效法贾岛、姚合的晚唐体诗人有魏野、潘阆等人，胡仔最推重林和靖。在林和靖身上充分体现出该派诗人讲求苦吟、喜于在中两联用功、有句无篇的创作特征。 蔡宽夫《诗话》云：“和靖《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诚为警绝。然其下联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则与上联气格，全不相类，若出两人。乃知诗全篇佳者诚难得，⋯⋯大抵和靖诗喜于对意，如‘伶伦近日无侯白，奴仆当时有卫青’，‘破殿静披齑臼古，斋房闲试酪奴春’之类，虽假对，亦不草草，故气格不无少贬。’’ 正如严沧浪所言：“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宋诗真正的师法对象——杜甫，被宋人接受相对较晚，且不为宿学旧儒许可。 蔡宽夫《诗话》云：“景祜、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杜子关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关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老杜诗既为世所重，宿学旧儒，犹不肯深与之。尝有士大夫称杜诗用事广，傍有一经生忽愤然日：‘诸公安得为公论乎?且其诗云：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广?’闻者无不绝倒。”苕溪渔隐日：“庾不能俊逸，鲍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无敌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针对诸人对杜甫诗的庸陋之解，胡仔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从而维护了李白、杜甫二人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 2．宋四家的革故鼎新 白体流于轻浅，晚唐体难除清瘦，西昆体以典丽救之却失于繁复，精工有余而气骨不足。真正掀起新变之风的是欧阳修。他以平易疏畅的诗风，力矫昆体之繁丽，扭转了诗坛的不良风气。 《石林诗话》云：“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困倒廪，无复余地。’’ 欧公在扫除积弊时，也有矫枉过正处。气格老健是其长，率易少韵乃其短。后学师之，其失弥甚。参与扭转西昆诗风的还有石介以及他所领导的太学生。但他们的“太学体”又走了晦涩怪僻的道路，因此后来也成了欧公诗文革新的对象。 《石林诗话》云：“至和、嘉秸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及发榜，平时有声如刘晖辈，皆不预选．士论汹汹。’’ 欧公师心自任、独出机杼的创新精神得到了胡仔的肯定。 苕溪渔隐日：“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 王荆公在师法对象上，有别于其师。欧公推举李太白之气概，王荆公则尊崇杜少陵之法度。宋诗格调法式至此大变，诗人继起，蔚然成一代风气。 苕溪渔隐日：“《豫章先生传》，⋯⋯其传赞叙诗之源流，颇有条理。赞云：‘宋兴，杨文公始以文章莅盟。然至于诗，专以李义山为宗，以渔猎掇拾为博，以俪花斗叶为工，号称西昆体。嫣然华靡，而气骨不存。嘉祜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高风之所扇，作者间出，班班可述矣。 苏轼是本朝令胡仔顶礼膜拜的人物。《苕溪渔隐丛话》专论苏轼的有l5卷之多，超过了杜甫。可见胡仔爱古人却不薄今人。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苏轼诗更多地指向了社会现实，如《腊月游孤山诗》、《山村诗》、《开运盐河》等，体现了诗人对民生的关注。这种直面现实的诗学品质正是江西诗人一味地在书本中作诗所缺乏的。 苏轼之于宋诗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诗歌题材内容的开拓，而且包括审美思想的提升。他不仅能以雅为美，还能以俗为美，甚至是以丑为美，同样还有他对宋诗表达方式的改变：苏轼“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例证，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比比皆是。 黄庭坚虽为苏轼门人，但更多接受的是杜甫的影响，欲以法度济欧、苏之疏放。黄山谷之于宋诗发展之功，在于他大量使用拗句并推动拗律更趋成熟。《禁脔》谓拗句自山谷始，胡仔虽然师法江西，但并不迷信权威。通过考证，他发现黄山谷只是在杜甫的基础上，触类而长之。 苕溪渔隐日 ：“此体出于老杜，如‘宠光蕙叶与多碧 ，点注桃花舒小红’，‘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青’⋯⋯似此体甚多，聊举此数联 ，非鲁直变之也。’’ 在拗律的使用上也是如此。并非如张文潜所言，始于黄山谷，实发于杜甫。黄山谷不过将其发扬光大，使之发展成熟，最终能够与正体分庭抗礼。 苕溪渔隐日：“古诗不拘声律，自唐至今诗人皆然，初不待破弃声律。诗破弃声律，老杜自有此体，如《绝句漫与》、《黄河》⋯⋯皆不拘声律，浑然成章，新奇可爱，故鲁直效之作《病起荆州江亭即事》、《谒材叟兄弟》、《谢答闻善绝句》之类是也。⋯⋯此聊举其二三，览者当自知之。文潜不细考老杜诗，便谓此体自吾鲁直始，非也。鲁直诗本得法于杜少陵，其用老杜此体何疑’’ 黄山谷影响宋诗发展的根本，在于他不蹈袭前人、刻意求新求变的诗学精神。 苕溪渔隐日：“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 这种创新精神体现在诗歌语言运用上，就是“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 山谷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历，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人能为文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 ，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在诗歌构思立意上能“夺胎换骨”，在古人诗歌中求胜场。 《冷斋夜话》云：“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3．江西诗派蔚然成风 宋诗经过宋四家等人的努力，格调已大别于唐音。此后，江西诗人继起，承黄山谷之法席，蔚然而成一代风气。 苕溪渔隐日：“吕居仁⋯⋯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间知名之士，有诗句传于世，为时所称道者，止数人而已，其余无闻焉，亦滥登其列。’ 但胡仔认为江西诗人实际七良莠不齐，韩子苍甚至就不屑于被列入宗派图。 黄山谷而下，以陈师道最有诗名。他和黄山谷一样，都强调真诗乃从功夫中出。 苕溪渔隐日：“无己诗云：‘学诗如学仙 ，时至骨自换。’山谷亦有‘学诗如学道’之句。’’ 他还提出“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有意求生新、求变化，以朴拙为美，以别于唐诗的高华秀丽。这些都显示出江西诗人共同的诗学追求。 其他如潘邻老、高子勉等人，自觉规摹杜甫，已深得杜甫诗句法之要，因而受到黄山谷的赏识。但江西后学把鲜活的诗法变成了死法，从而失去了黄山谷诗学的真实精神： 《第二帖》云：“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 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江西后劲不得不穷而思变 ，开始了宋诗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4．江西的新变 胡仔看到陈去非、吕居仁的诗歌已经具有扭转风气的意义。前者平淡有工，后者清驮可爱，两者基本脱弃了江西枯涩险拗的风习，而向着自然、健康的方向发展。 苕溪渔隐日：“陈去非诗，平淡有工。如‘疏疏一帘雨，淡淡满枝花。一 官里簿书何日了，楼头风雨见秋来。一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吕居仁诗清驮可爱。如‘树移午影重廉静，门闭春风十日闲。’‘往事高低半枕梦，故人南北数行书。’‘残雨入帘收簿暑，破窗留月缕微明。’’ 吕居仁还提出了“悟入说”，要求诗人在苦修的基础上不断悟破法度，以李白、苏轼的透脱、生动济杜甫、黄庭坚之法度、艰苦。既要“超以象外”．又能“得其环中”。 《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云：“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编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如 东坡 、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度越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 ” 但吕居仁所强调的作诗之要依然没有摆脱前人书本的束缚，与诗歌的真正源头——社会现实生活，尚有一定的距离。胡仔对此也独有所思： 苕溪渔隐日：“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日：‘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 胡仔主张既以杜甫为师，把杜甫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又兼采江西黄山谷之所长，视其为切磋和提高诗艺的朋友。那么，胡仔此论无疑是方回“一祖三宗”论的先声了。 二、该书切实地指出了宋诗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 1．李杜之争 北宋诗歌以宋四家为代表，在师法对象上，出现了推许李白和师范杜甫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欧阳修谓“太白之横放’’能惊动千古”对杜甫却少所许可。苏轼推重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的思想，也染上了其以文字为诗的习气‘后集卷’，但欧阳修诗之豪横、苏轼诗之雄奇却得于李白。王荆公讥李白“识见污下，十首九首说妇人与酒”，认为其诗虽然豪放飘逸，风格却少于变化，不如杜甫变态百出。 《进斋闲览》云：“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日：‘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 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黄山谷称道：“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但更倾心于杜甫“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王介甫、黄山谷两人于杜甫诗已可谓登堂人室，胡仔对此深有体察： 《雪浪斋 日记》云：“王荆公诗 云：‘纷纷易变浮云白，落落难钟老柄青。’山谷《蟹诗》云：‘已揉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苕溪渔隐 曰：“半山老人《题双庙诗》云：‘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细味之，其托意深远，非止咏庙中景物而已。⋯⋯此深得老杜句法。” 陈后山认为：“学诗当以子美为师 ，有规矩，故可学。’’ 江西后学潘郐老、高子勉等人亦宗法杜甫。李纲等抗金名臣在国难当头之际接受杜甫诗，为他的“诗圣”情怀所感动。 2．褒贬韩愈 与杜甫诗相比，韩愈诗以文为诗的倾 向更加突出，这种倾向对欧阳修、苏轼影响甚深。尽管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已直接标举昌黎，但宋代诗坛并没有坦然受之，依旧议论纷纷，褒贬不一。 《隐居诗话》云：“沈括存 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日：‘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吉甫日：‘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谓正仲日：‘君子群而不党，公何党存中也? ’正仲勃然日：‘我所见如是，顾岂党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甫之党乎?’一座大笑。” 此外，韩愈诗还表现出“以文字为诗”的鲜明特征。苏轼、黄庭坚两家对其径直人宗而取法。王荆公对其虽有不敬之词，但诗学精神实乃相通。 《后山诗话》云：“荆公诗：‘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数变，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谨也。’ 宋人虽言以杜甫为法，但实际上多是通过学韩愈而学杜甫。 《后山诗话》云：“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韩，不由黄、韩而为老杜，则失之拙易矣。’’ 3．心仪渊明 宋人虽然刻意追求以文字为诗，但他们真正向往的是那种“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自然美。宋诗的两大巨擘苏轼和黄庭坚都对陶渊明诗推崇备至。 山谷日：“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日：‘宁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 黄山谷发现杜甫、韩愈二人后期的诗作都已达到了陶渊明诗 自然美的高境。 山谷云 ：“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 至于苏东坡，晚年更是对陶渊明心驰神往，由好其人而爱其诗 ，并大量作和陶渊明诗。 东坡云：“吾于诗人 无所甚好 ，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三、该书详细地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宋代诗坛受杜甫、韩愈的影响，注重对诗歌法度的追求，讲求以文字为诗，具体表现在字法、句法、章法等方面。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人作诗自是如此。王安石、苏轼锤炼字句的佳话，同样能充分说明宋诗的这种风气。 《冷斋夜话》云 ：“王文公居钟山，有客自黄州来，公日：‘东坡近日有何妙?’对日：‘东坡宿于临皋亭，醉梦中而起，作《宝相藏记》千余言，才点定一两字而已、有墨本，适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时月出东方，林影在地，公展读于风檐，喜见须眉，日：‘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客请愿闻之，公日：‘日胜日负，不若日胜日贫耳。’东坡闻之，抚掌大笑，以公为知言。” 苏轼、黄庭坚等人并不满足于效法前人，他们在句法方面也能别开生面，自成一格。这种推陈出新的精神也刺激了后学与占人一较高下的心理。 《吕氏童蒙训》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拖春江流，予亦江边具小舟’，‘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如此之类，老杜句法也。东坡‘秋水今几竿’之类，自是东坡句法。鲁直‘夏扇日在摇，行乐亦云聊’，此鲁直句法也。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 宋人也喜欢以才学为诗，如用典讲精深，使事不着色相，对偶求工妙新奇，喜押险韵等。其问既透露出他们逞才斗能的心态，也体现出他们追新求变的精神。 《冷斋夜话》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日：‘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名也。东坡《答子由诗》曰：‘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日：‘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苕溪渔隐日：“荆公诗云：‘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白雪则丝，黄云则麦，亦不言其名也。’’ 《冷斋夜话》云：“对句法，诗人穷尽其变。不过以事以意以出处具备谓之妙。如荆公日：‘平日离愁宽带眼，迄今归思满琴心。’又日：‘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乃不若东坡微意特奇，如日：‘见说骑鲸游汗漫，也曾扪虱话酸辛，’叉日：‘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以‘鲸’为‘虱’对，以‘龙骧’为‘渔舟’对，大小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没者，此类是也。’’ 欧阳修、苏轼等人还着意以议论为诗。如欧公不仅以散句人诗，还在诗中大段作论，其精深工妙颇为人称道。苏轼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正是因为放言无忌而身陷囹圄。 《石林诗话》云：“欧公诗，⋯⋯如《崇徽公主手痕》：‘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会处，如是乃为至到。’’ 《龟山语录》云：“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讽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故人得而罪之。’’ 宋人的这些新变后来遭到张戒、严羽等人的严厉批评乃至全盘否定：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胡仔虽然指出了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失当之处，但在整体上却是肯定了他们的新变精神。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宋诗的体格面目大别于唐音，这一点恰恰是厚古薄今的张戒、严羽等人无法抹杀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四、该书精妙地评赏了诗人诗作 胡仔不仅擅长理论批评，而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更不乏他对宋人诗作的精评妙赏。他并没有把二者截然分开，而是使抽象的理论批评与形象的文本赏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他对梅圣俞诗歌平淡美的评价： 苕溪渔隐日：“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如《东溪》云：‘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春阴》云：‘鸠鸣桑叶吐，村暗杏花残。’《杜鹃》云：‘月树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须细味之，方见其用音。” 但这种平淡美又有别于陶渊明诗的朴拙，它不是纯粹出于自然，而是经过雕润方成，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既代表了宋代诗学所走过的探索之路，也体现出宋代诗学的审美追求。同样还有他对苏轼诗歌禅理意趣的评价： 苕溪渔隐日：“《送小本禅师赴法云》云：‘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题碧落洞诗》云：‘小语辄响答，空山白云惊。’⋯⋯后自岭外归，《次韵江晦叔诗》云：‘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语意高妙，有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 所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苏轼诗表达禅理显得自然、高妙、透脱。其间既体现出宋人的禅悦之风，也透露出他们以理入诗的倾向。其理趣诗既完成了对魏晋玄言诗的超越，又不染江西诗人“资书以为诗”的风习，真正达到了“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艺术境地，难怪胡仔会有如获我心之感。 五、该书动态地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 胡仔既注重从整体上对作家展开体派研究，如前文所论的宋初三体、江西诗派等，也着意从个体的角度对作家进行风格研究，把它作为整体研究的基石，尤其是对宋代诗坛大家名家的研究。其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并没有停留在对诗人创作风格作单一的、静态的研究，而足着重于多样的、动态变化的考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作家创作风格发展成熟的过程。胡仔发现：正足环境的变迁、生活的磨砺使苏轼诗渐近成熟，趋于精深老妙。 苕溪渔隐日：“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黄山谷和秦少游的诗风也是如此，所谓“诗穷而后工”也。 苕溪渔隐日：“余读《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 《吕氏童蒙训》云：“‘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 。’’ 同样还有王安石，他早年多以意气为诗，直露而少含蓄。到了晚年，尤其是退隐后，其诗艺更臻成熟，宛若天成。 《漫叟诗话》云：“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 《石林诗话》云：“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为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 六、该书生动地呈现了作家的性格特征 胡仔在开展诗学批评的同时，还关注作家不同的性格特征。《苕溪渔隐丛话》生动地再现了宋人不同的个性气质，使他们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可感。这既便于我们更好地知人论世，也使其诗学批评不囿于理论的抽象与枯燥。如王安石争强好胜的性格、苏轼幽默诙谐的个性等，在书中都得到了生动的重现。 苕溪渔隐日：“介甫居金陵，作《谢安墩绝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或云：‘介甫性好与人争，在庙堂则与诸公争新法，归山林则与谢安争墩’此亦善谑也。” 王直方《诗话》云：“顾子敦有顾屠之号，以其肥伟也．故东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诗》云：‘我友顾子敦，躯胆多雄像，便便十围腹，不但贮书史 ’⋯⋯ 子敦读之颇不乐。东坡遂和前篇，末句云：‘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钱穆父眉宇秀整，东坡云：‘穆四莫乱呼它名字’是时穆父已有九子，东坡遂以九子母丈夫呼之，有诗云：‘九子羡君门户壮，八州怜我往来频。’’ 七、该书冷静地审视了宋四家及元祜文人集团的创作得失 虽然北宋诗坛以宋叫家最为杰出，但胡仔对他们的创作得失也进行了客观的审视。他既看到诸人之于宋诗风格的创变之功，也留意到了他们的尽人意之处。 苕溪渔隐日：“《西清诗话》蔡百衲绦所撰也，已尝行于世矣，余旧录得百衲所作诗评，今列于此，云：‘黄太史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唯胸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东坡诗，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处，发明殆尽，万斛泉源，未为过也；然颇恨方朔极谏，时杂以滑稽，故罕逢酝藉。⋯⋯王介甫诗，虽乏丰骨，一番出清新，方似学语之小儿，酷令人爱。欧阳公诗，温丽深稳，自是学者所宗；然似三馆画手，未免多与古人传神。” 黄山谷诗高雅绝俗却如绕路说禅而不犯止化，苏东坡诗清远雄放而短于蕴藉，王介甫诗清新有致而丰骨未备，欧公诗优柔有余而体格不朗：诸家呵谓长短互见。 胡仔还注意到文坛领袖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比如苏轼同欧阳修一样，既能主盟文坛，义喜十提携进，以苏轼为中心形成的元佑文人集团，在诗歌创作方面各有所得，如：黄鲁白：诗生新奇峭，陈师道诗瘦硬朴拙，秦少游诗清新妩等。他们对艺术技巧、风格的不懈追求，推动宋诗走向成熟，出现一个元祐文学创作繁盛期。 《复斋漫录》云：“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无咎诗云 ：‘黄子似渊明，城市亦复真；陈君有道泽，化行闾井淳；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难及，淮海一髯秦。’⋯⋯张文潜《赠李德载诗》 亦云 ：‘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纾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长，虽苏门不能兼全也’’。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一书所蕴含的宝贵的宋诗史价值：它既对北宋诗歌史作了具体的描述，切实指出了宋代诗学的取法对象，也细致解读了宋诗的创作特征；它既对作家作品进行了精到的点评，也对诗人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了动态的考察；它 既对诗人个性特征作了生动的展示，也对他们的创作得失进行了客观的审视。它不仅弥补了我们古代尚无专门诗歌史的缺憾，还在体例、方法等诸多方面启示后人的诗史研究。若仅其诗话总集的文献价值作论，则显然是难以尽显其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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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9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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