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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戴表元诗歌中的诗书自娱主题 在古人心目中，读书、写诗作文主要是谋求功名利禄的一种方法，“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是文人们不变的信条。但元代著名诗人、庆元奉化人戴表元却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诗歌的功利目的，他的作品鲜明地体现出了以诗自娱的思想。 一、以诗自娱思想的渊源、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本质 1、以诗自娱思想的渊源 “以诗自娱”的观点也是有其渊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诗乐娱情的论述，《阳货》提出“《诗》可以兴”，“兴”可以理解为感染、鼓励，具有感发意志之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兴”，可以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即美好、积极的情感，可以愉悦心境，宣泄烦恼。《论语•泰伯》中还提出“兴于《诗》”，这里的“兴”也有激发、振奋之意，认为《诗经》可以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情感，振奋读者的意志。《论语•述而》中也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乐带来的精神愉悦如此强大，以至于完全湮没了物质上的享受，这一点与诗歌的审美感染力是相近的。孔子还认为“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不如好之者”，这也可以启迪人们在读书作文过程中愉悦感的重要性。 与此相关联的一种观点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认为先贤著述大都因“抑郁不得志，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人心有所郁闷不得抒发，因而诉诸文字，以消胸中块垒，泄导烦闷的情绪。 戴表元结合自己的生活与创作经历整合了这两种观点，一方面强调“书是解烦资”（《喜王承病较》），认为诗书可以解烦消忧，又如“时可间关憔悴，犹日为诗自娱。”（《李时可诗序》）体验到每日作诗自娱可以消解现实生活带来的磨难，这方面继承了“诗可以兴”的观点，提倡诗书娱情。另一方面提出“作诗唯宜老与穷”（《周公谨弁阳诗序》），承袭了“发愤著书”说，看似矛盾的两方面在戴表元这里完美地统一起来，因而戴表元的以诗自娱思想包含了两方面含义，一是以诗自遣，刘飞认为：“尽管诗歌与文同等重要，但戴表元同时又指出，并不要就此把诗歌看成是博取功名的手段。”在戴表元看来，诗歌并不可以带来荣华富贵，却有比荣华富贵更重要的价值，它可以带给人愉悦的心态，高雅的情怀。二是借诗泄忧，有研究者这样分析：“诗歌为文的一部分，其地位功用同于文章，不应加以轻视。也正因为此，诗歌之作就不应当如江湖派那样局限于僧、竹、茶、酒，而当‘缘于人情时务’，且所作也是‘不得已而发’，出自肺腑，内容充实生动，无虚矫空洞之弊。”这段文字阐明了诗歌的抒情功能，这种情感出自肺腑，穷愁悲忧之感得以抒发。戴表元很多诗歌表达了出自肺腑的悲忧之情，使胸中的块垒得以宣泄。 2、以诗自娱思想与宋末元初社会的关系 戴表元诗中鲜明的诗书自娱主题与南宋末年和元代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戴表元认为，社会太平时期，文人们主要精力用在修齐治平之上，《胡天放诗序》中说：“然当是时，诸公之文章，方期于用世，无有肯刳心凋形、沉埋穷伏而为诗者。山川虽佳，其烟云鱼鸟，朝夕真趣，不过散弃为渔人、樵客之娱而已。兵戈以来，游宦事息，乃始稍稍与之相接。”南宋末年兵戈相接，文人仕途动荡，因而用世之心渐息，方能接近自然，写诗为文，抒发真性情，怡养心灵。诗人身处乱世，体验了家国之痛，遭遇了人世坎坷，唯有大自然中烟云鱼鸟，寓目成画，着笔成诗，能使遭遇乱离、饱经沧桑的心得到一丝慰藉。 戴表元也分析了科举制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陈晦父诗序》认为唐人之所以“能攻诗”，主要因为唐代科举“设此以备科目，人不能诗，自无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而宋代科举却“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宋代科举中诗歌不受重视导致了文人创作激情的减退，但在戴表元心目中，诗歌仍然是他疏泄情怀的最佳形式，《陈晦父诗序》中有“惟天台阆风舒东野，及余数人辈，而成进士早，得以闲暇习之。然亦自以不切之务，每遇情思感动，吟哦成章，即私藏箱笥，不敢以传诸人。譬之方士烧丹炼气，单门秘诀，虽甚珍惜，往往非人间所通爱。”写诗不能换来功名利禄，然而却是由“情思感动”吟哦而成，虽不被世人认可，但自珍非常。 到了元代，“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科举废止，而诗却“大出”，这与唐代“设此以备科目”而唐人“能攻诗”正相反，看似违背文学发展规律，但仔细分析却发现其内在的合理性。唐代以诗取士，文人们大部分精力用来写诗，因而自然诗歌兴盛。宋代科举则注重明经词赋，文人们主要寄托于此，不能专注于诗歌。及至元代科举废止，文人们不必在科举的束缚下写应试文章，而以诗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 因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从表面来看会使诗歌创作衰退，但实质上却使诗歌创作得到了解放。有研究者认为：“取消科举却正是元代诗歌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戴表元在这方面也有鲜明的认识，他认为：“诠改举废，诗事渐出”（《张仲实诗序》），“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陈无逸诗序》），没有了科举的束缚，文人们不必迎合考官的审美趣味，因而创作达到了自由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写诗是作为一种审美体验来完成的，或表现自己生活中的雅兴，或抒发自己内心的无奈和哀愁，描写的是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张君信诗序》也对这种情形有所分析： “余少时多好，好仙、好侠、好医药卜筮，以至方技博弈、蹴鞠击刺、戏弄之类，几无所不好。翰墨几案间事，固不言而知也。然皆不精，惟于攻诗最久。而异时以科举取士，余当治词赋，其法难精。一精词赋，则力不能及他学。……余既早成进士，去，益为诗。君信虽精词赋，遇大进取，辄不利。然亦数数为诗。尝以贽见其乡先生陈性善学士。陈学士戏曰：‘子欲持是上春官乎？’君信惭之，弃其诗，复专攻词赋，而科举废矣。于是君信若愠若狂，始放意为诗，不复如前时却行顾忌。” 诗人表述了自己爱好颇多，然最执著于诗。张君信科考受阻，亦常常写诗，却为人所嘲笑而放弃诗歌，专攻词赋。及科举废止，君信方可肆意为诗，无所顾忌。可见元代科举废止文人们反而能够以诗自娱，尽情抒写自我情怀。 除科举制度的影响而外，宋末元初的乱离社会也是以诗自娱思想产生的重要背景。元初诗人大都目睹了国家败亡的过程，心中充满了易代之悲，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认为：“宋末元初，诗人中如谢翱、方凤、郑思肖、周密、仇远等，目睹邦国倾危，生民涂炭，己身亦备尝颠沛流离之苦，于是诗风发生巨大变化，惨恫悲愤，多清苦之音。”戴表元也认同这些元初诗人的作品，并分析了“穷”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他在《周公谨弁阳诗序》中说：“人尝言，作诗惟宜老与穷。彼老也穷也，事之尝其心者多矣，故其诗工。”人生到了老的阶段、穷的境地，自然感慨良多，以诗泄忧的动力也就愈大，作品的感染力因而欲强。戴表元的诗歌亦如此，顾嗣立《元诗选》评戴表元诗歌“多伤时悯乱、悲忧感愤之辞。”“悲忧感愤之辞”即来自于对宋末元初易代之悲的宣泄。 3、以诗自娱本质上是一种隐逸 戴表元认为诗歌创作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无关乎功名利禄，却是可以栖息灵魂的和谐家园，也是可以消融痛苦的宁静港湾。也可以说，诗歌是他人生中的一方净土，于此他可以暂离现实的喧嚣和无奈。古代文人有各种隐逸方式，有研究者把隐逸分为道隐、心隐、朝隐、林泉之隐、酒隐、壶天之隐等，笔者以为诗书之隐也是文人一种重要的隐居方式，文人们“学而优”却不得仕，或虽身在仕途却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抑或仕途的束缚使之心力憔悴不得自由，因而寄情于诗书，以诗自娱，以诗消忧。隐于诗歌是一种高雅的隐居方式，有学者认为：“南宋遗民群体成员无论是放浪山水、啸傲田园，还是寄身佛寺、栖隐道观，隐逸抗争则是他们共同的特征。那些以设帐授徒自娱或隐于学官者，他们所走的也可以看成是一条特殊的隐逸之途。”“设帐授徒自娱或隐于学官者”，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寄托于诗书。 隐于诗书这种方式常与其他方式相结合，如陶渊明隐居田园，“种豆南山下”、“舂秫作美酒”，躬耕而食，酿酒而饮，怡然自乐。但真正让田园生活变得高雅的还是诗书相伴，“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如果仅有田园而无诗书，那隐居生活就变得黯然失色了。 二、戴表元诗论中的诗书自娱思想 戴表元诗中所表现出的诗书自娱思想与他的诗学观点也有密切的关系，以诗自娱，这是戴表元诗论中一个鲜明而独特的观点，他在《仇仁近诗序》中说：“时余虽学诗，方从事进取，每每为人所厌薄，以为兹技乃天之所以畀于穷退之人，使其吟谣山林，以泄其无聊，非涉世者之所得兼。”虽然世人认为学诗不能带来世俗的功名富贵，但戴表元深谙诗中真味，因而在他的文章中鲜明地体现出诗书自娱的思想，诗歌对作者心灵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慰藉失意落寞之心 文人在仕途遭遇坎坷时难免失意落寞，大部分人以寄情山水田园来排遣自己胸中的忧愤之情，戴表元却从诗书中找到了心灵的栖居之地，获得了灵魂的闲适和安宁。如《王承公避地编序》：“当是时，两家生产赤立，徒有六经诸史、先秦以来古文奇刻、处士之书，合数百千卷。每闲暇时，留连聚论，日至五六返。间又为歌词韵语，以发其燕居之娱。私心甚幸，以为吾徒虽不得志于世，固有以乐矣。”写诗人与王承公在平淡之中诗书往来、自得其乐的生活，二人虽仕途不得志，却在读书写诗、交游酬唱中寻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又如《王敬叔诗序》云：“敬叔亦尝与余言：‘吾人学诗，如烧丹道人，劳形内悦，或能以余力取给朝暮。若王公大人，则不必待是而乐。’”“劳形内悦”表明通过辛苦的诗歌创作可以产生内心的愉悦，这也是戴表元在诗论中表现得比较鲜明的一个观点。失意落寞的文人借助诗歌来宣泄胸中的块垒，愤懑不平之气一吐为快，这是王公大人体会不到的一种感觉。 游览自然美景也总要有诗相伴，《千峰酬倡序》也有：“风霜摇落，沙砾净尽，平生攀援驰逐之好，一切不以介意，乃相率俛首从事于山川篇翰间，一以逃喧远累，一以忘形遗老。”在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在诗歌创作中获得愉悦，诗能使人摆脱烦恼，“劳形内悦”、“逃喧远累”，陶醉于创作的欣然自得，沉浸于山水的明朗清净，因而产生精神上的愉悦，追名逐利的渴望也逐渐变得淡泊。 2、消解穷愁悲戚之情 诗歌创作可以使诗人产生一种欣悦的情怀，同时也能在忧愁怨怼时宣泄心中的块垒，戴表元赞誉郑若晦“性喜作诗，以江西葛处士庆龙为师，得其法。当意酣气适，信笔取纸自书，山僧道人见之，欢欣爱悦，更下榻致馔食，留连不听去，用是益无他人羁棲旅顿、乏绝憔悴之色。”（《送郑若晦游建业序》）郑若晦以诗会友，受到敬重喜爱，因而避免了羁旅之中的孤寂困顿，诗歌消解了漂泊天涯的愁绪，给他带来了人生的愉悦。 诗人曾描写与友人陈养晦之间唱和的情形：“每见余狂歌剧饮，叩壶击筑，为沈酣痛快之适，未尝不欢然与余和答以相乐。及思极愁生，阖门拥衾，为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尝不抚然与余同忧也。”（《送陈养晦远游序》）痛快时的酣饮高歌可以使人精神振奋，穷愁时的憔悴低吟也能宣泄抑郁愁怀，诗歌能够引导人的积极情绪的抒发，摆脱负面情绪的困扰。在《送张叔夏西游序》中戴表元评价张叔夏：“少焉饮酣气张，取平生所自为乐府词自歌之。噫呜宛抑，流丽清畅，不惟高情旷度不可亵企，而一时听之，亦能令人忘去穷达得丧所在。”张叔夏歌唱自己的诗作，高逸超群的风度使人们忘却了现实中的烦恼。 苦学之人甚至能以歌吟古圣先贤作品来抵御饥寒暑热，《送邓善之序》中说：“方善之清修苦学于隐约之中，蓬门缊袍，笔砚尔汝。顾单力不可与饥寒抗，则日与其徒歌吟古圣贤之说以自壮。至于寒岩永夜，声出风雨，赤日流汗，而挟书不知。此其坚忍强志欲何为耶？当是时，有无故而与之千金，度善之能辞，卒然而加之连成列乘之贵，较其乐，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读书吟诗之乐远远超过了千金之富、华轩之贵带来的享乐。 先贤的诗文能够化解穷愁的际遇，悲戚之情可以通过诗歌来宣泄，情感是诗歌的灵魂，戴表元诗论提倡“宗唐得古”，这主要表现在崇尚在诗中表达真性情之上。有研究者认为：“戴表元之‘宗唐得古’，在诗歌的本质上强调吟咏性情，在创作上则致力于对‘无迹之迹’的神化境界的追求。”[⑦] “吟咏性情”是戴表元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准。 三、戴表元诗歌中的以诗自娱思想 戴表元很多诗歌中表现出以诗自娱的思想，而自娱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表明诗书为解烦之资，二是体现出了文人的高雅之趣。 1、诗歌作为解烦之资 戴表元很多诗歌作品反映出诗书消忧解烦的力量，通过读诗、写诗可以化解人的烦恼忧虑。诗人的忧烦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与国家乱离紧密联系的，山河变色，万民同悲，诗人于流离之中感受到了人生的沉重，只能以诗记录自己的遭际，抒发自己的忧情。如《又作散愁》： 说穷不人信，欲说更何为。 日永书肠觉，霜浓病骨知。 家亡兵溃后，交绝廪空时。 头白风尘境，消磨尚有诗。 诗人描写了自己遭遇乱世，饱受穷愁之苦的煎熬，贫病交加，白头之人奔波于风尘雾露之中，有颇多的感伤和无奈，但唯一可做安慰的是尚有诗相伴，一句“消磨尚有诗”，道出了在逆境之中诗歌体现出的精神力量。再如《秋尽》： 秋尽空山无处寻，西风吹入鬓华深。 十年世事同纨扇，一夜交情到楮衾。 骨警如医知冷热，诗多当历记晴阴。 无聊最苦梧桐树，搅动江湖万里心。 在秋尽天寒之际，西风吹动华发，诗人想起多年的坎坷经历，不禁感慨万千，而这些年来自己一直以诗来抒写悲欢，“诗多当历记晴阴”一句点明了诗歌在自己人生中的重要作用。《丁丑岁初归鄞城》也描写了乱世中饱经忧患的感伤以及以诗泄忧的经历： 城郭三年别，风霜两鬓新。 穷多违意事，拙作背时人。 雁迹沙场信，龙腥瀚海尘。 独歌心未已，笔砚且相亲。 这首诗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展开，写出了自己在乱离社会中的穷愁悲戚，事多违意，每每背运，心境固然抑郁，因而“独歌心未已，笔砚且相亲”，则表现出悲不能已，找出笔砚，以诗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 戴表元另外一方面烦忧主要来自于对自己穷愁不得志际遇的感慨，也即他在《周公谨弁阳诗序》中所说“作诗惟宜老与穷”，人生历尽沧桑，老来感慨无限，如《少年行赠袁养直》： 我昔如君初冠时，见君垂角儿童嬉。 君今长大一如我，但少头上斑斑丝。 诵书如流日千纸，更出清言洗纨绮。 明珠在侧真自失，挟册茫洋吾老矣。 人言四十当著书，春风半负黄公垆。 僮奴晒笑妻子骂，一字不给饥寒躯。 儒学无成农已惰，履穷始悔知无奈。 人生少年还易过，请君努力无如我。 诗人目睹了袁养直从垂髫年少到长大成人的过程，看着如今长成的青年勤学苦思，且“更出清言洗纨绮”，能够写出清丽可喜的诗句，便有无限的欣慰之情。同时对比自己不如意的境遇，有“挟册茫洋吾老矣”、“一字不给饥寒躯”的感慨，认为自己还不够努力，辜负了平生。诗的结尾勉励袁养直努力进取，争取学有所成。这首诗以袁养直勤奋读书、写诗的昂扬的精神状态衬托出自己的失意之情，但青年人这种积极的状态也是诗人的安慰和寄托，因而作品依然表明了诗人的一种思想，即诗书可以解烦泄忧。《余既题畲斋有闻纸田之说而笑者复作长篇》中也有：“学农无年尤可待，学儒无成祗益馁。羡君终岁作书痴，聚室嗷嗷穷不悔。客来问计何所出，一饱自悬饘粥外。平生據案畎亩心，汗简为犁笔为耒。蘖芽百氏草避耨，膏泽群经泉赴浍。日高洛诵乌鸟飞，夜半吴吟风雨会。世间梁谷何足道，开卷穰穰心欲醉。”戴表元写这首诗之前曾有《题陈贵白畲斋》一诗，其中有赞美陈贵白的诗句“日日闭门耕纸田”、“植耒时和南风篇”，写出了陈淡泊名利，潜心写作的精神境界。这首诗写出后也因而有了“纸田”之说，作者又“复作长篇”，在“长篇”中，戴表元写自己学儒无成，只增添了饥馁，不免失落。但看到陈贵白沉醉于诗书之中，“汗简为犁笔为耒”，怡然自乐，便从中得到了安慰，以诗解烦之意非常鲜明。又如《夜坐示友》： 夜久烛花落，凄声生远林。 有怀嫌会浅，无事又秋深。 黄叶归田梦，白头行路吟。 山中亦可乐，不似此同襟。 诗中渲染了一种落寞失意之情，正因忧伤落寞，而有“白头行路吟”之句，吟诗也是苦闷情绪的泄导，故诗人有了“山中亦可乐”的感慨。再如《客钱塘赠鲜于伯机邓善之诸君兼托善之书剧达寄赵子昂》：“一日歌一诗，十日一举觥。客来问如何，寸肠悲欢并。欢颜欲相见，悲缘数平生。”一日一诗，诗歌是诗人不得志的人生的中心，饱经磨难的心灵的寄托，也即诗人在《喜王丞病较》中所说：“饭为扶寿本，书是解烦资。” 2、诗歌体现清雅之趣 文人尚雅，自古而然，诗歌与琴棋书画一样可以寄托雅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写道：“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这一品描写了优美的自然环境，雅致的人文景观，突出了清静和淡雅的特点，因而司空图认为把这美好的情景表现出来，是非常具有可读性的。《典雅》一品所描写的景象在戴表元的诗歌中也有展现。如《七月初五夜养正堂示诸友》描写了与友人雅集赏景吟诗的高雅情怀： 客裹犹多事，秋来又一旬。 青天星斗净，白露稻梁新。 留落空存节，炎凉莫问人。 儒堂得佳伴，吟讽动比邻。 在清凉的秋夜，星斗满天，白露沾衣，虽然心中充满了对世态炎凉的感慨，但诗人还有雅兴与“佳伴”相聚“儒堂”，吟咏诗歌，忘情之处，惊动了比邻。《阆风舒先生客居棠溪袁仲素家见示竹帘诗戏作》也表现了文人相会，诗文酬倡的高雅情趣： 何物非可邻，聿向翁户设。 翁好诗更佳，萧然得三绝。 他家少年丛，徒尔歌舞热。 正如阅优场，未久意先辍。 翁今一室老，高卧百念灭。 汤炉松林风，纸帐梅花雪。 时时有佳客，文字送日月。 这是一首与朋友阆风舒岳祥唱和的诗篇，舒岳祥客居友人家中，写了竹帘诗赠戴表元，戴表元便写了这首“戏作”。这首诗描写了友人淡泊平静的生活，结句“时时有佳客，文字送日月”体现出诗书自娱的洒脱和闲适。戴表元还有《送陈养晦谒阆风舒先生》四首，也反映了舒岳祥的高雅生活，这里选其中两首： 无诗莫入阆风里，到却阆风那有诗。 拾取松风作新曲，归来时向梦中吹。 嚼雪餐冰二十年，空山日月自风烟。 从君识尽搜诗法，不透芗岩不是仙。 这二首诗描写了阆风舒岳祥先生府上的清丽雅致、超凡脱俗的环境，并强调了拜访阆风一定要携诗前往，而舒先生的居所松风、明月、空山处处充满诗意，“从君识尽搜诗法”，表现出文人雅士之间以诗会友的愉悦之情。《送陈养晦教论之象山》也是这样一首作品： 闻说横经处，潭潭坐翠微。 开窗见日出，指席有云飞。 药市山山古，鱼餐水水肥。 新篇应烂熳，休遣递筒稀。 诗中描写了明净、清丽而又古朴的景色，诗人想象友人陈养晦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应该诗性盎然，新篇佳作叠出，因而希望自己能够分享。戴表元还有许多作品中都体现出诗书相伴的高雅情怀，如“看书亦渐懒，意到或成诗。”（《老态》）表现出随意读书，信笔写诗的自在状态；“诗来正清绝，松下忽闻鹃。”（《久客鹿顶承张景山寄诗次韵奉答》）描写了在清幽的风景中吟诗的高雅；“苜蓿穷诗味，芭蕉醉墨痕。”（《闻应德茂先离裳溪有作》）吟诗赏景如痴如醉；“荒斋竟日无人事，自作长歌寄好声。”（《江海》）宁静时光以诗自娱；“从今洗眼空山底，更读人间潇洒书。”（《谢李仲宾墨竹》）洗去眼中俗物，体会读书的闲适畅快；“高高山顶寺，更有最高人。定起松鸣屋，吟圆月上身。”（《寄雪窦同长老尝许画兰不至》）山寺之中，幽人修身养性，吟诗作画，自得其乐。 总之，戴表元诗歌中鲜明地体现出了以诗自娱主题，诗人在乱世之中颠沛流离、穷愁失意，同时又有与文人雅士交游的愉悦与欣慰，以及寄情诗书的沉醉于自足，一切欢乐和悲愁都表现在诗中，以诗泄导烦忧和抒发雅兴，因而他的作品情感充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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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8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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