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英贤皆寂寞，何人与我叙经纶

北戴河

许多人光看看题目，就发言了。这是一种浮躁的心态，还有一种貌似开放的心态。有的人是自闭的心态，你邀请他参加诗友聚会，他会拒绝，怕碰到坏人，受骗上当。但在大街上来者不拒，什么人推销什么都深信不疑也容易出错，对外来文化也是这样，保守不对，盲目追捧更是幼稚可笑。

北戴河

竹林七贤应该是最早的文人自发组织。
      魏晋时期，七个文化人经常聚会，自称竹林七贤，这种组织形式实际事实上至今并不是很多，现在的诗词学会是挂靠在社科联的社团，是需要官方认可的。西汉时期比司马相如略早的枚乘等人也是被皇家组织起来，在花园里被供养起来，写出一些词藻华丽的辞赋，他们也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小团体，但不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也可能会组织这样的文人聚会，也不能算民间组织。一些权贵如战国时代的孟尝君，组织鸡鸣狗盗之徒，也包括各种知识分子，为其所用。淮南王还组织文人写出来很有水平的杂家学术著作《淮南子》，吕不韦组织自己的宾客写出了著名的《吕氏春秋》，都是在权力的支持下完成的文人合作。还有一些是以师生关系为联系纽带的组织，也和竹林七贤的组织形式不同。屈原和宋玉是师生关系，当今各高校也是这样，各种同学联谊会十分盛行，这和没有师生关系的几个人的聚会形式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纯粹以文学爱好而进行联谊活动，人数达到七个以上的组织古今都不多。李白和杜甫两个唐代诗人明星相遇，共同游玩长达几个月之久，但也只有两个人。苏轼与客两次游与赤壁之下，客人也只有1-2个。当今依靠网络有人成功地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诗人聚会，但仍然不是次数很多。文人是很难组织的，意气用事不欢而散，或分道扬镳的情况时有发生，竹林七贤的嵇康就写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而实际上的山涛并不是像嵇康想象的那么坏，嵇康被处死后他的子女还是拜托给山涛帮助照管的。只是嵇康比较偏激，山涛能够圆滑一些而已。有的是后人命名的几人为某一团体也不算，如建安七子，是后人把七个同时代的文人放在一起论述他们的风格有共同点，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形成组织联系。至于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学派，江西学派，吴门画派，则不单纯是自发组织，有自行组织的因素，也有师承关系，也有地域关系。冒然地邀请某个诗人来参加几个诗友的会聚，往往会被拒绝。这个原因可能是文人都比较清高，不愿意欠别人的人情。有的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被被人请了一回以后，礼尚往来，自己要不回请别人怕有失风度。但自己请人组织一个活动也并非容易，怕被拒绝，怕人数不够等等，所以有的参加过几次活动以后，就不好意思再继续参加活动了。所以和文人们交往要有一种平静的心态，抱着两种准备的心理，应邀或不应邀各随其便，要有机动的备用的人员。不一定局限于纯粹的格律诗人，也可以扩大到画家书法家歌唱家，有人可以诗歌朗诵，有的可以唱毛主席诗词，更多的诗人是把自己的作品打印出来每人散发一份，也有更高级的是散发自己的诗词专著。也可以搞AA制，也有的赠送书法和印章，有诗人经常聚会，不亦乐乎。

北戴河

关于八股文一些思考
      印象中，八股文一直是作为反面名词，是贬义的。从五四运动开始就被否定了，废科举，兴新学。科举就是考八股文，被公认为是落后的制度。还有一篇，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是在延安整风时写的，一直到文革都是经典。现在想说的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不是辩证的方法，发展规律总是否定之又否定。
     首先，科举考试在隋朝的发明是较以前的进步，以前朝廷用人是推荐制度。汉朝实行举孝廉制度，由地方官向朝廷推荐人才，这比朝里有人好做官的情况是一个进步。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又使这种推荐制度进一步规范化，但后来还是越来越走向反面，看人论出身门第的高低，士族门阀制度总是阻碍着知识分子的晋升之路，废除推荐制度，进行公开的开科取士，对于社会的公平是一个积极的措施，八股文的规定是将这一考试制度进一步规范化了。
     文革中废除了全国统一高考，因为发现大部分工农子女在考试上没有优势，文革前考试入学的大学生中非工农出身的子女占80%以上，他们的多数从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执政，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样的教育制度如果不加以注意，结果就是和平演变，培养共产主义的掘墓人。文革中的大学招生采用了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试图增加工农兵大学生在知识分子中的比例。考八股文的方法仍然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方式，更加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理论在实际中的灵活运用。
      但是八股文那种规范化的行文方式本身还是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符合行文的一般规律，虽然不符合文章的灵活多变的特殊规律，但起承转合，符合事物发生发展到高潮和结尾的普遍性的特点。虽然高考状元历史的统计下来有成就的并不是很多，命题作文和应试诗中优秀的作品也不多，但它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对选拔人才提供了一个公平合理的机会。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选择中，程序正义还是能给人一种貌似平等的感觉。
      现代的规范化合同文本，实际上不就是八股文的翻版吗？国际招投标的菲迪克标准文本也是一种八股文的变种，进入WTO国际贸易的规范条款也是非常刻板和细致的八股文方式，现在的博士论文考评，行文的规范也越来越死板化，始作俑者都是八股文的遗风在起作用，连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都是依照这样的精神编写的，项目背景，编制依据，编制范围，编制原则，每一项的编号都不能变。如果某一项内容没有，也要占用原来规定的编号，注明空缺。不能改变规定的编号顺序，这就是现代各种管理制度的基本形式。
      这是时代潮流，又反过来了。统一高考，计算机阅卷，毕竟给每一个考生提供了一个形式上的公平竞争的平台，它不圆满，对少数偏才是一种扼杀，但对多数人来说是好的。诗人是天才也是偏才，历史上有许多天才的诗人在科举考试制度中吃尽了苦头，在诗人中反对八股文的思想应该具有较大的市场，但是，由于文无第一，历次征诗评选总是众说纷纭，找到一种方式，符合程序正义，就是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的问题。用古代八韵的形式命题作诗，内容必须符合破题承题入手起讲等规定的格式，这样也就给每一个参赛选手提供了一个标准文本的合同条款，一个自由竞争的投标机会。
      工程投标就是这样的，不要试图埋怨程序不合理，一个图章改错了地方就成为废标，你的产品再好也没用。开标必须是公开的，众目睽睽之下，谁要有程序上的差错，评委就会公事公办地宣布你被淘汰出围。评诗也需要有这种现代科学精神，诗人需要有遵守现代游戏规则的思想意识。作文不能跑题，格律诗要遵守格律，法律法规，游戏规则，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尽管各种规范也是在不断的修订之中，每7-8年就会有新的规范取代原有的旧规范，但在新规范执行之日以前就是实行老的规范。新的规定实行之日，有可能使承包商节省或损失一大笔工程造价，那也是不可抗力的作用。

北戴河

比竹林七贤更早的文人交往记录，大概还有诸葛亮和他的朋友，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有可能是虚构的，但细节真实性可以参考。据孔明之弟说，孔明没事时经常出门访友，外出不归，少则十几天，多则数月。这个应该是可信的，他们要知道天下大事，不能光呆在家里，必须四处活动，收集信息，不然就不可能定出天下三分的隆中对策。他和孟公威，石广元，崔州平是好朋友，经常聚会不会有错。不过这三个人正如张飞说的是书呆子，没有对社会的谋略贡献。还有几个人也与诸葛亮有交，如水镜先生司马徽，回马荐诸葛的徐元直，他们肯定见过面，直接交谈过，不然不可能对一个人下那么肯定的结论。
水镜先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有一本书流传下来叫《水镜相法》，在相学上的完美程度仅次于《麻衣相法》和《柳庄相法》，但比二者成书要早。其他的如《太清神鉴》等还有几十种都较之简单。《神相铁关刀》虽然篇幅少，但绝论精辟，也很有名。《水镜相法》有人说是后人假托的作品，总之水镜先生司马徽十分有水平是不容质疑的，他的智慧应该高于诸葛亮。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是，自称管仲乐毅，而高于管乐，可与兴周八百年之姜尚，和兴汉四百年的张良相比。蜀国的实际情况比周和汉朝是小一点，也确实比齐国与燕国的势力要大，司马徽如果没有和孔明有过深入的交往，不可能有如此准确的判断。徐庶的智力也不亚于诸葛亮，诸葛亮只活了50多岁，就累死了。而徐庶据传说活了100多岁，他在曹营一言不发，还能得以保全自己，善始善终，并不容易。曹操的谋士中，郭嘉是他的最爱，但死的早。极端聪明的杨修被借故杀掉了，曹操和谋士荀彧程昱都有过一些矛盾，所以说徐庶是凭着很高的智慧得以安全长寿的，其智商并不比孔明差。后世据说发现一本书是徐庶留下来的，是研究气功养生的著作，徐庶后来修道去了。
但庞统的瞬间智慧要高于徐庶，徐庶在赤壁之战时苦思脱身之计，这是他自己的事，仍然久久犹豫不决，只好求计与庞统，庞统应该之前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竟在几分钟内拿出妙计，而且十分恰当，足见庞统的智力可能或高于徐庶。但庞统在和诸葛亮的职业争功中却远远不是诸葛亮的对手，毕竟庞统连自己也没有算计好，死在落凤坡中。庞统和诸葛亮应该之前也没有友谊性的交往，徐庶和诸葛亮应该是颇深的朋友关系，书中似有交代。司马徽，徐元直，诸葛亮，孟公威，石广元，崔州平，还有诸葛亮的丈人，骑驴过小桥，独摊梅花瘦的那个人，可算是一个文人交流的小圈子，也有7-8个人。再早的应该还有，如秦朝末年的商山四皓就算是，1-2个人交流有许多，孔子拜见阳货也是。后代完整的文友群聚记录也不是很多。

语宁

心之所向便是归路。世人爱叹英雄寂寞只是借彼及己罢了，而真正的英雄也许已经无所谓寂寞不寂寞，即便偶有感慨，也只是拈花一笑般的回眸。祝好，北戴河。

北戴河

语宁 发表于 2014-7-14 11:00
心之所向便是归路。世人爱叹英雄寂寞只是借彼及己罢了，而真正的英雄也许已经无所谓寂寞不寂寞，即便偶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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